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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这个观点变化的关键，是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对历史，特别是对法国革命史的研究。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代表一个时代。
当时德国的理论界对法国革命的经验、成果、口号是非常注意的，但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黑格尔、费希特、谢林这些哲学家。
他们在青年时代向往法国革命，羡慕它的成果。
他们把法国的革命实践，变成德国式的理论，用抽象的、晦涩的哲学观念反映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
但是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由欢呼到恐惧，对雅各宾党人怀着憎恨和厌恶。
在他们看来，法国大革命太过分了。
马克思则不同。
当时正在探讨德国“向何处去”
的马克思，在研究历史时非常注意法国革命的经验。
他不仅阅读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社会政治著作，而且着重研究了法国革命的历史。
他阅读了路德维希《近五十年历史》、雅克·夏尔·巴约《对斯塔尔男爵夫人遗著的批判性分析》、维·瓦赫斯穆德《革命时代的法国史》、什·拉克雷特尔《复辟后的法国史》、卡·兰齐措勒《论七月革命的原因、性质和后果》，还阅读了吉伦特党人让·巴蒂斯特·路韦的回忆录、罗兰夫人《对后世的呼吁》、蒙特盖雅《论法国和布拉班特的革命》以及1789年的《人权宣言》和1793年的宪法。
马克思通过研究肯定法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但也看到它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局限。
这样，马克思发现资产阶级革命只是政治解放，它并没有使人由政治动物变成真正的人，而是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
马克思借与鲍威尔辩论关于犹太人的解放问题的机会，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鲍威尔完全是按照唯心主义异化观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
第一，他把犹太人解放问题归结为神学问题，把宗教解放看成政治解放的前提。
在鲍威尔看来，犹太人要在基督教国家获得解放，必须要求基督教国家放弃它的宗教偏见。
可是犹太人既然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那他们有什么权利要求别人放弃宗教信仰呢？基督徒和犹太人最顽强的对立形式是宗教对立，为了消灭这种对立，无论是对力图获得政治解放的犹太人，还是对应该解放别人从而使自己获得解放的基督教国家来说，都必须各自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
第二，消除宗教信仰，就是复归于自我意识。
他认为基督教和犹太教是人类精神发展的不同阶段，如果把人本身看成蛇，那这两种宗教形式就是从人自身蜕掉的不同蛇皮，达到这种认识，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关系就不是宗教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当犹太人和基督徒放弃那种使他们分离并陷于永久孤立的特殊本质，承认人的普遍本质并把它看成是真正本质的时候，他们才能被看成是人。”
[6]
马克思的看法不同。
他认为德国这个所谓基督教国家，是一个专制制度的国家。
在这个国家里，“实际上发生作用的不是人，而是人的异化。
唯一发生作用的人，即国王，是与众不同的存在物，而且还是被宗教神化了的、和天国与上帝直接联系着的存在物”
[7]。
由于宗教精神并没有成为世俗精神，而是与政治密切结合的，因此在德国，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但这并不等于说，放弃宗教信仰是政治解放的前提。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就思想领域来说，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是反对宗教所维护的旧世界的斗争，从对宗教的批判可以发展为对政治的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8]可是彻底废除宗教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政治解放并不是以每一个人放弃宗教信仰为前提，而是国家摆脱一切宗教，废除国教和宗教特权。
当国家从国教中解放出来，国家作为一个国家不再维护任何宗教，而去维护国家自身的时候，国家才按照自己的规律，用合乎国家本质的方法，使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
因此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革命，只是使宗教从公法范围转到私法范围，成为个人的信仰。
政治解放没有消除宗教异化，也不可能消除这种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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