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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神圣家族》中,除了上述观点外,对无产阶级的分析是着重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分析,是着力揭示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并由此引出他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指出:“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
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
[28]正是通过分析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和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自身,而不是从外部(抽象的类本性与经济关系的对立),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从而初步显示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科学性和革命性。
同鲍威尔等人不同,马克思不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之外寻找它们对立的前提和根据,而是把它们看成是私有制的产物。
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制约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使它们成为统一体中两个对立的方面。
更深刻的是马克思看到,只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看成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
正因为地位不同,资产阶级不可能消灭贫困,不可能消灭无产阶级,它力图维护私有制,因而也必然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要消灭自身,即消灭自身作为一无所有的阶级,必须消灭私有制,消灭使自己成为无产阶级的根本原因。
因此无产阶级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否定因素,它力图改变现状,而资产阶级则表现为肯定因素,它力图维持现状。
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不同特性和愿望,取决于它们不同的经济地位。
这种分析,有利于刷清异化理论中的人本主义因素。
马克思当时虽然仍然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看成人的自我异化,但根据它们不同的阶级地位,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别:“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
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
[29]
马克思对劳动的看法也发生了一个变化。
在《手稿》中,马克思着重论述了异化劳动的消极方面,它给劳动者造成的肉体的和精神的创伤。
而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则强调了近代工业劳动使无产阶级受到教育和培养,说无产阶级“不是白白地经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的”
[30]。
确实,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中的无产阶级,比起手工业工人、行会帮工或者个体农民来说是不同的。
他们经受近代工业劳动的锻炼,有较强大的组织性、战斗性和团结性。
马克思还触及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
马克思肯定,“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
,这是“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
。
可是,资本主义不会自行灭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这种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贫困、这种意识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点”
[31]。
无产阶级是历史给资本主义做出判决的执行人,但如果他们缺乏自我认识是不能实现这个任务的。
马克思赞扬当时英、法的无产阶级,因为“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达到完全明显的地步”
[32]。
马克思根据对无产阶级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结构中地位的分析,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
但同鲍威尔把无产阶级解放归于纯粹思维活动的唯心主义论断相反,马克思强调必须消灭产生无产阶级的客观条件,“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
[33]。
按照列宁的说法,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几乎已经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观点。
而这些观点的形成,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进行唯物辩证的分析是分不开的。
尽管其中仍然残留有人本主义的东西,但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来探求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解放道路,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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