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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沦丧”
之类的贬语，往往成为没落阶级反对变革的伦理根据。
所以马克思强烈抨击海因岑把发展说成是道德上的背弃的观点，把他说成是“道德高尚的庸人”
。
马克思说：“背弃！
批判化的庸人可以丝毫不懂这个词的含义而用这个词来辱骂任何一种发展；他可以郑重其事地把自己无发展能力的发育不全完全相反地说成是道德上的十全十美。
例如各国人民的宗教幻想把无罪的时代、黄金时代列在史前时期（当时还根本没有任何历史发展，因此也没有任何否定、任何背弃），从而辱骂了整个历史。”
[36]执着地以陈旧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历史，量出的不是历史，倒是自己道德的卑劣——对过时的社会关系的维护。
马克思还反对海因岑颠倒财产关系和政治权力关系，用所谓公平、正义为尺度来衡量财产关系的观点。
海因岑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财产关系，即一个人拥有一切，而另一个人一无所有归结为是否公平的问题，“归结为类似的简单的良心问题和关于公平的词句”
[37]。
其实，财产问题不是公平和正义的问题，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与某一阶级的物质利益密切相关的“切身问题”
。
随着生产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财产问题的表现形式是极不相同的。
例如，在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财产问题的实质归结为给竞争以广阔的自由和消灭一切封建财产关系，即封建领地、行会、垄断等，因为这些关系在16世纪至18世纪时期变成了工业发展的桎梏，因而废除封建的财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的切身利益问题。
同样，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要求废除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
财产问题是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从经济领域逃到道德领域，即使把自己道德愤怒的重炮全部发射出来，也丝毫不能对财产关系的实质和解决途径做出科学的说明。
更为荒谬的是，海因岑认为，“财产关系的不公平全靠权力来维持”
。
他只强调问题的一面，政治权力对财产关系的维护；而看不到一定的政治权力是在所有制关系基础上产生的，它的性质、职能和作用的限度，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关系。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资产阶级从政治上即利用国家权力来‘维持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它是不会成功的。
‘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以现代分工、现代交换形式、竞争、积聚等等为前提，决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相反，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倒是来自这些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布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现代生产关系。”
[38]无论资产阶级国家怎样实行调节，怎样使管理“科学”
化，它都无法永远维持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
它能暂时缓和矛盾，但不能解决矛盾。
只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条件逐步孕育成熟，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大厦倾覆的时刻就会到来。
马克思还驳斥了海因岑用人性来消融阶级斗争的抽象人性论。
海因岑攻击共产主义者制造阶级斗争，唆使人们相互反对。
他说：“我在自己的革命宣传中没有犯‘共产主义者的局限性’的毛病——不面向人们，只面向‘阶级’，唆使不同‘行业’的人们互相反对。
这是因为我承认‘人性’不总是以‘阶级’或‘钱包的大小’为转移的‘可能性’。”
[39]
这是一连串的谬误。
阶级对立并不是钱包大小的问题，更不是各行业之间的争吵。
职业分工不是阶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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