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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的主体与客体。
历史人物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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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各个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最积极的活动时期。
登上政治舞台前台表演的各种人物，既有叱咤风云的革命斗士，也有阴险诡诈的政客；既有推动历史发展青史留名的英雄，也有阻碍历史发展遗臭万年的奸佞。
各个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之间的复杂斗争，他们的兴衰胜负，构成了一组组具有戏剧效果的历史画面。
1848年的法国革命就是这样。
当时各个阶级都积极活动着，有在六月革命中被镇压下去的无产阶级，有自以为稳操胜券的资产阶级，有勇于言辞而怯于行动的小资产阶级，有在闭塞落后的小块土地上挣扎的小农，也有一心图谋复辟旧王朝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
有各种代表人物，有代表工人的布朗基、巴尔贝斯、拉斯拜尔，有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赖德律洛兰，也有号称代表工人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路易·勃朗，还有以沽名钓誉者、议员、银行家和律师为代表的，聚集在巴黎《国民报》周围的资产阶级政治人物，他们的首领是卡芬雅克、马拉斯特。
但历史似乎在嘲弄人们，经历过革命洪流冲洗的法国，最后却落入了路易·波拿巴手中。
路易·波拿巴1848年12月被选为总统，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解散立法议会。
一年以后，他仿效他的伯父复辟帝制，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
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而大声谴责，但所有的人都只感到惊异，而没有人理解问题的实质。
例如1852年出版的维·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从十二月政变看社会革命》，都说明了这一点。
雨果对路易·波拿巴进行谴责，对他进行了尖刻和俏皮的抨击，但他没有能力分析法国的阶级状况，不理解使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获得成功的条件，而把政变只看做个人的暴力行为。
似乎路易·波拿巴完全凭借个人的意志和力量，在一天之内，就改变了法国的历史面貌。
雨果着力揭露波拿巴的冒险家的丑恶本质，但他却没有觉察到，当他片面渲染这个阴谋家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物而是写成伟大的英雄。
与雨果相反，蒲鲁东在《从十二月政变看社会革命》中陷入了纯客观主义。
他竭力从历史自身寻找政变的因果联系，把政变描绘成一种历史必然性，是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
路易·波拿巴变成了历史必然性的傀儡和工具。
这样，蒲鲁东“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
[39]。
在当时众多的评述路易·波拿巴政变的著作中，只有马克思写于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才真正作了卓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马克思既分析了当时阶级斗争的状况，分析了二月革命以后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以及由此造成的条件和态势，把路易·波拿巴的活动放在确定的历史背景下，又考察了他的个人品质，考察了他施展的流氓手段和全部阴谋诡计，这样就弄清楚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40]。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41]。
马克思通过对刚刚发生的政变所做的透彻分析和预测，对历史观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作了卓越的阐述。
正如在认识论领域中一样，历史观中同样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它们是交叉的、叠合的，但又不完全等同。
从主体来说，作为认识的主体和历史主体是同一个主体，即实践着的、现实的人；从客体来说，不仅历史的客体是认识的对象，而且作为认识和改造对象的自然界，通过物质资料生产变成历史的因素，变成人与人之间相联系的纽带。
没有自然界，当然也没有人类社会，没有人类发展的历史。
但它们考察的角度不一样。
认识论着重研究的是主体认识的规律，即主体通过什么样的认识过程、途径和方法，达到对客体的真理性认识，而历史观着重研究的是人类活动所创造的客体——社会——自身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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