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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现实的世俗的犹太精神，因而宗教的犹太精神，是由现今的市民社会生活不断产生出来的，并且在资本主义货币制度中获得了高度的发展。
离开了对工商业发展的历史考察，就不能理解犹太人问题的实质。
所以马克思说：“鲍威尔先生之所以用宗教和神学的方式来考察宗教和神学问题，就是因为他把现代的‘宗教’问题看做‘纯宗教的’问题。”
[36]
鲍威尔还把国家和宗教对立起来，他不去研究现代国家对于宗教的真正关系，而是幻想一个消灭宗教和神学工具的现代国家。
这是脱离现代国家的经济基础来考察国家，企图把国家变成“批判神学的心愿的执行者”
。
马克思从经济基础同国家的关系来考察国家，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不会取消宗教，相反承认宗教信仰自由。
这同它的经济基础是一致的。
他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
现代国家就是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
而它并没有创立这个基础。
现代国家既然是由于自身的发展而不得不挣脱旧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所以，它就用宣布人权的办法从自己的方面来承认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的基础。”
[37]可见，希图现代国家反对神学和宗教，取消宗教信仰自由，无异于要它起来反对自己的出生地和基础，这显然是用“神学家的眼睛”
来看国家，根本不知国家为何物！
国家必须适应自己经济基础的需要。
马克思总结了法国1789年以后革命的经验，通过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失败的悲剧说明了这一点。
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之所以遭到死亡，因为他们混淆了以真正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民主共和国和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民主代议制国家的区别。
一方面，他们以人权的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即工业的、笼罩着普遍竞争的、以追求个人私利为目的的社会；另一方面，他们又想仿照古代国家的形式建立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并取缔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生命表现。
结果，他们自己被送上了断头台。
马克思批评他们不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人“不会是古代共和国的人，正像他的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不是古代的一样”
[38]。
企图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状况和工业条件下，出现古代罗马人及其政治机构，完全弄错了时代。
在这一点上，拿破仑比他们清楚。
他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碍的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是这种国家的基础。
但是拿破仑还是把国家看作目的本身，“而把市民生活仅仅看做司库和他的不能有自己的意志的下属”
[39]。
只要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即商业和工业）一和他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就毫不珍惜它们，结果同样是遭到失败。
马克思还对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社会性问题做了论述。
如果说在《手稿》中，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看成是非社会的人，认为由于利己主义，人在市民生活中丧失了自己的社会性，只是在政治生活中作为类存在物。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在批评鲍威尔把市民社会的成员看成单个的原子，只是通过国家才联合起来的观点时，恰好否定了这个看法。
马克思强调，市民社会的成员根本不是什么原子。
原子的特性就在于它没有任何属性，和外界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
可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不同。
他们虽然是利己主义者，但不是和任何东西无关的、自满自足的、没有需要的独立的原子。
他的每一种感觉都迫使他相信世界和他以外的其他人的存在。
人的需要，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联系才能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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