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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这些成功的之人也是学习的榜样。
而他当然也不能免俗，既是必修的功课，也是需要揣摩的对象。
人们都说站的高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
他现在站在了俯视众生的高点，对史籍记载也就有着自己的解读。
以赵昺看来，在古代的礼法中的已然确定了兄弟之间的关系——重长幼。
长幼即尊卑即是一种天然的稳定次序，而中国承袭制度也就很早便确立了长子继承制以及“立长不立贤”
的原则。
与“贤能”
相比，长幼之序更加重要。
单就玄武门之变的对决双方而言，功业伟大的李世民实际上已经成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囚徒，于是他试图从政治伦理中突围。
他是贤（他功劳最大），而李建成的优势在于他是长。
李世民固然贤，但却除了以血腥的手段消除他的兄长，是根本不可能继承帝位的，因此杀兄弑弟是他不二的选择，所谓的公义不过皆是借口。
而政治永远是法律与道义的免疫之地。
李世民弑兄、杀弟，却被立为皇太子，继承了大位，没有罚，只有奖，而且是倾国之奖，最终将整个帝国都奖给了他。
自从弑兄杀弟以后，李世民也曾深受良心谴责，又受到群臣对禅位合法性的质疑，以致噩梦不断，要让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给自己当门房才睡的着觉。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者被清除，局势也稳定了。
大权在握的李世民也逐渐从愧疚中摆脱出来，而且时愈久，气愈壮了。
然后他对玄武门之变进行了重新阐释，以求正统之名，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加分。
为此对房玄龄说：“周公诛杀其弟管叔、蔡叔，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
此时，他已将杀建成、元吉比作周公诛其弟管叔和蔡叔，是安国利民的大义灭亲之举——这块牌坊立的！
经这么一升华，黑钱洗白了，“伪钞制造者”
自然也心气和畅、心中光明，甚至不怕“露富”
于众了。
李世民主动将这件事公之于众，是因为他是聪明人，他深知，玄武门之变可瞒一时，不可瞒一世。
与其待后人纷纷议论，加他之罪，还不如由他亲口做一个布，为己正名，封堵后人之嘴。
于是他说：“公明正大之事，史官执笔，何必故意隐讳？”
他要求：“立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当然，李世民所谓的直书，也不能就认为是‘真’的可以‘乱写’，其实是只准按照他设定的议程来直书的，事实上，正是自此始由官方主持修纂史书，从此史学便为朝廷之奴隶了！
他这样做也就是给兄弟阋墙这件不义之事蒙上一张大义的外皮，让人们不仅不指责他，反要像歌颂周公那样歌颂他。
看看，这就是历史上常言的不能让君王随便翻阅本朝国史的原因，皇帝看到不满意的地方，便会情不自禁地使用权力加以篡改，那还有真史吗？！
自唐太宗李世民给玄武门之变定了调子，这块唐初的言论禁区也就开放了，包括著名的《贞观政要》都记载了李世民给房玄龄的那段大义凛然、毫无“虚心”
的训词。
由于唐太宗功业太著、名声太盛许多人宁愿相信他的解释，李建成传中就写下“时太宗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
这样的不实之词。
甚至有人说，如果以‘残忍’的建成为天子，‘凶狂’的元吉为辅，唐必亡国。
当然也有人不同意李世民的自辩词，范祖禹就说李世民杀建成、元吉，根本不能等同于周公杀管叔、蔡叔，管、蔡勾结殷商残余势力，并且流言诽谤周公，不是周公要杀他们，而是天下人要杀他们。
可是建成、元吉何罪？实是李世民自己要杀死他们，而不是天下人要杀死他们，他是为了一己之私才那么做的，因而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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