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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年5月，莱福士带着一批移民和一部分给养返回新加坡，欣喜地看到这里的变化。
他又与天猛公再次签订了条约，扩大了一部分殖民范围，并规划了岛上的族群管理，让他们分族聚居。
4个星期后，莱福士离开，回到明古连做副总督，之后3年没再踏足这个地方。
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新加坡很大程度上是自力更生。
那时候通信条件很糟，法夸尔经常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都收不到莱福士或者是加尔各答方面的指示。
法夸尔鼓励所有新来者到这里定居，到1821年，这里的人口已经增至5000人，其中为数最多的是马来人和华人。
并且，来此定居的华人多数为经商的富人，不仅受到重视，也带动了这里的经济发展。
但法夸尔面临的最大问题仍是财政困难，这位驻扎官能创收的途径非常少，既不能收取关税，又没有永久性出让土地权，来自槟榔屿的给养越来越少，到后来几乎没有。
一开始他还有一名副驻扎官，后被削减编制，他只剩下了一名文员。
1820年5月，法夸尔开始征收少量的港口清洁费。
之后，他又违背了莱福士的指示，开办了赌场，并拍卖出售鸦片和压力酒（一种烈性酒）的垄断权。
虽然这些做法不值得称道，但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新加坡的生存危机。
宝塔街牛车水的范围包括了十来条街道，宝塔街是其中一条，街两边的建筑修建于早期殖民时期，是典型的维多利亚式建筑。
新加坡国立博物馆展出的法夸尔自然图集热衷于探索热带地区动植物物种的法夸尔在新加坡任职期间，聘用了当地华人，用水彩绘制马六甲一带的动植物外表形态，一共画了7幅，包括了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发现的植物、哺乳动物、鸟类、爬行类、鱼类和昆虫，从这些画中可以看出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
这部图册是19世纪初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南部地区自然生态最大、最完整的记录。
街边殖民风格的洋房史各士路上的这栋老房子如今是一家咖啡馆。
靠着这些收入，法夸尔启动了一项公共建设工程计划，增强了人们对新加坡日后发展的信心。
但在当时，新加坡的地位在法律上并不稳固，英国当局包括莱福士禁止在岛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
法夸尔殚精竭虑，顶着巨大的压力，准许商人们自建货仓，并调节商人们与当地酋长之间的利益冲突。
此外，他还成立了一支常规的警察队伍，来维护当地令人担忧的治安。
虽然有各种困难和限制，新加坡还是在法夸尔的管理下独立发展着，逐渐成为东南亚地区一个不容忽视的港口。
◎莱福士的“大刀阔斧”
1822年，莱福士重返新加坡，虽然这里的变化让他十分高兴，但他对法夸尔的一些做法也非常不满，比如允许赌博和鸦片贸易合法化，让欧洲商人扩张到中央区域等。
莱福士决定亲手处理新加坡的一些问题，并安置亲友和手下，架空法夸尔的权力，迫使对方辞职。
公平来讲，莱福士对法夸尔确实有些过分，他一味苛责对方，完全忽略了当初新加坡面临的困境。
莱福士先是对城镇进行改造，花重金铲平一座小山，将西南沿岸的沼泽地填平，并疏通河道，再次为各族群规划了不同的居住区。
在市中心区域，房子都要按照规定建造整齐的街区，商业建筑都必须采用同样的砖石结构。
而在商业区域，欧洲人和亚洲人的商铺、货仓相邻，有利于贸易发展，这也奠定了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的基础。
至此，新加坡结束了这一时期的杂乱建筑时代，居民大规模搬迁。
不得不说，莱福士的这一城镇规划理念，深深影响了新加坡之后的花园城市建设。
他又下令关闭赌场，废除奴隶制度，对酗酒和吸食鸦片课以重税，力求戒掉这里的一切恶习。
在司法上，莱福士以英国法律作为新加坡的普通法，并提倡欧洲平民参与到行政和立法事务中来。
在教育上，他集资兴建了一座新加坡书院，以培养公务员和教师（但这座学院在他离开后半途而废）。
在贸易上，他决定永久实行自由贸易，不向来往船商征税。
在他离开这里之前，他还又与天猛公签订了一项新的重要协议：买断在划归他们的领地之外的司法权威和其他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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