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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时买的旧书和新书差不多，还便宜。
解放后，我这个习惯还没有改。
我家里存书几万册。
同志们开玩笑，叫我“书迷”
，其实着了这个“迷”
是有好处的，我的知识、学问，好多是从旧纸堆中得来的。
当然，不应当成为“本本主义者”
。
1923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后，并不经常听课，主要仍是靠课外读书自学。
我学习的特点之一，是重思考，不太重记忆。
在读私塾的时候，有“回讲制度”
，就是在老师讲过书后，学生去复习两三天，然后，讲给老师听。
老师可以根据学生“回讲”
的情况来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
我在“回讲”
时，常比一般同学讲得好。
有人说我的记忆力好，把老师讲的话全记熟了，其实不是。
我是用思考帮助记忆。
由于听老师讲的时候，经过思考，完全理解了他讲的意思，所以就记得准确。
因为我爱思考，所以不管读什么书，总愿意自己给自己提出一些问题，问一些为什么，并且喜欢做翻案文章，不固守陈词旧套，总想有所创新。
由于爱思考，“学而后知不足”
，想知道更多的道理，寻求更正确的答案，无形中使知识面愈来愈宽，使理解的程度愈来愈深。
例如我读了朱熹的《四书集注》后，感到不满意，专找反对他的著作去读，特别喜欢毛奇龄的《四书改错》，它是专批朱熹《四书集注》的。
这本书是我从亲属那里借来的。
那时受印刷条件的限制，这样的书不好买，就自己用蝇头小楷抄了一本，现在还保存着。
我不喜欢宗儒的理学，认为迂腐不切实际，因而谈到顾亭林、黄宗羲、王夫之等的作品，像黄宗羲的斥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
，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顾亭林的“引古以筹今”
“因事以制宜”
，和提出以“众治”
代替“独治”
等主张，都使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此后，进而爱读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颇受其改良主义的影响。
五四运动前后，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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