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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龙争虎斗如此，后来却如何终于同化了呢？这个可说：全是由于民族文化的优劣。
文化便是生活，生活劣者总不得不改而从优。
我们试看《晋书·北狄传》说：当时的匈奴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
。
则可知其时匈奴的生活，实已很接近于汉人。
所以《王恂传》说：太原诸郡，以匈奴、胡人为田客的，动有百数。
又如《后汉书·冉夷传》说：他们“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避暑反其邑”
。
可知当时汉族和异族，人民之间，关系亦已极其密切。
设非有五胡之乱，政治上的逆转，同化得总还要快些。
这是说普通人民。
若说五胡中的贵人，和中国的文化，亦已很为接近。
如刘渊，《晋书·载记》上说他文武兼资。
尝耻“随、陆无文，绛、灌无武”
。
这些话，或者不免增饰。
然而总不全是子虚的。
此外五胡中的酋长，除极无道的外，亦没有不读中国书的。
齐文襄执政，延师以课诸弟，即其一例。
（《北齐书·孝昭纪》）文化之为物，是最能使人爱慕，而忘掉人我的界限的。
两种文化相形之下，亦是最易使文化劣等的民族，自惭形秽，而愿意舍己从人的。
如此，积之久，自然有像北魏孝文帝这种人，自愿革除胡化，同于华夏了。
我们只要看：胡、羯的运命短，鲜卑的运命长；尔朱氏终败，而高欢卒成；愈到后来，愈是接近于汉族的得胜，便见得汉族同化的力量，在无形中逐渐进行。
只有一次（冉闵大杀胡、羯），汉人露出很鲜明的民族色彩。
其余则大概都是忍辱负重，在平和中，靠着文化的优越，潜移默化地，慢慢地把胡人同化于我的。
基督说：“哀恸者福矣；饥渴而慕义者福矣；矜恤者福矣；施和平者福矣；为义而遭迫害者福矣。”
汉民族真足当之而无愧了。
然而为人当刚柔得中，民族亦然。
一味柔和，虽胜于强暴之徒，亦不是民族的全德。
（《中国民族演进史》，第100—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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