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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贫民是除田地之外，无物可以抵卖的。
如此，地权即使一度平均，亦很难维持永久。
何况并一度之平均而不可得呢？所以此等平均地权的方法，不论事实，在理论上已是很难收效的了。
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然其宗旨虽善，而其所主张的方法，则有未善。
这因历代学者，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而对于现实的观察太浅之故。
在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无疑是儒家。
儒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认识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张平均地权，而忽略了资本的作用。
（《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96、97、101页）
隋唐的学术
从魏晋以后，讲经学的人，渐渐流于繁琐。
只注意于一事一物的考证，而于大义反非所问。
南北朝以后尤甚。
唐朝的啖助，讲《春秋》才不拘三传，而自以其意求之于经。
（三传，谓《左氏》《公羊》《穀梁》，都是解释《春秋经》的）道、佛两教，从魏晋以后，逐渐兴盛，几乎要夺儒家思想之席。
唐朝的韩愈，做了一篇《原道》，对于佛老，力加排斥。
这都是宋朝学术思想的先驱。
讲史学：则（一）唐朝人搜辑当时史料，编纂当代历史的风气颇盛（关于这一个问题，可以把拙撰《史通评》外篇第二做参考，页七五至八七，商务印书馆本）。
（二）中国历代，每后一朝兴起，必修前一代的历史。
现在所谓正史，大抵是如此修成的。
从南北朝以前，都是一个人独力修纂（就官纂的也是如此，可参看《史通·古今正史篇》），唐朝才开“合众纂修”
之局。
虽然见解的高超，体例的划一，不如私人所修的，材料却收集得多了。
（三）前此作史的人，不大讲史法。
到唐朝则有刘知幾著《史通》，对于这一个问题，专门加以研究。
（四）又有杜佑著《通典》，专记历代的制度，也是开宋朝史学兴盛的先声的。
刘知幾与《史通》
自司马迁以后，史学界有许多名家，不过觉得史料要保存，要编纂，以诒后人而已，编纂的方法如何，加以研究的很少。
到唐朝的刘知幾，才于此加以检讨。
据《唐书》的《刘知幾传》，和他同时，怀抱相类的思想的，有好几个人，可见这是史学上进化自然的趋势，刘知幾只是一个代表。
他著了一部《史通》，对于古今的史籍，加以批评。
他先把史籍分成正史和非正史两种，评论其可称为正史的，共有几家；其体裁适用于后世的，共有几种。
对于材料的去取，以及编制的方法，文辞的应当如何，都一一加以研究。
实为作史方法的一个大检讨。
（《历史研究法》，永祥印书馆1945年版，第21—22页）
隋唐的文艺
魏晋、南北朝时，骈文愈做愈趋于靡丽，太不切实用了，于是反对的声浪渐起，尤以周、隋两朝为甚，然习惯既久，一时变不过来。
直到唐朝，韩愈、柳宗元，才做成一种新式的文学。
他们这种文字，是不学东汉以后，而以西汉以前为法的，所以自称为“古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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