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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说他全无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极大,则亦不容为讳。
他所行的政事,免役最是利余于弊的,青苗就未必能然。
方田均税,在他手里推行得有限,后人踵而行之,则全是徒有其名。
学校、贡举则并未能收到育人才之效。
宋朝当日,相须最急的,是富国强兵。
王安石改革的规模颇大,旧日史家的议论,则说他是专注意于富强的,尤其说王安石偏于理财。
此因关于改革社会的行政,不为从前的政治家所了解之故。
他改革的规模,固不止此,于此确亦有相当的注意。
其结果:裁汰冗兵,确是收到很大的效果的,所置的将兵,则未必精强,保甲尤有名无实,而且所引起的骚扰极大。
(《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79—480页)
青苗立法之意颇善。
然实人民自相扶助之事,一经官手,则因设治之疏阔,而监督有所难周,法令之拘牵,于事情不能适合,有不免弊余于利者。
此安石所以行之一县而效,行之全国而不能尽善也。
(《中国文化史六讲》,第119页)
新旧的纷争
王安石的新法,用意是很好的。
但行之不得其宜,以致有名无实,或者反致骚扰,自然也不能免。
在朝诸臣,纷纷反对,遂分为新、旧两党。
神宗始终行新法没有变。
神宗死后,哲宗年幼,太皇太后高氏临朝,用司马光为相,把新法全行废掉,新党全排斥。
但是旧党又分蜀、朔、洛三大党,蜀党推苏轼,朔党推刘挚,洛党推程颐,为其党首领。
各党互相攻讦,纷闹意见,授新党以间隙。
太皇太后死后,哲宗复行新法,谓之“绍述”
。
用新党,贬逐旧党。
哲宗死后,徽宗即位,初说要调和新旧,旋又倾向新法。
然而所用的,是一个奸佞的蔡京,徽宗既奢侈无度,蔡京又妄作妄为,政治弄得糊糟一团;反要联合金人,希冀恢复燕、云,遂至召北狩之祸。
论宋之党争
从来论党的人,每将汉朝的甘陵,唐朝的牛李和宋朝的新旧党,并为一谈,这是大错。
汉朝的甘陵,只是一班轻侠自喜、依草附木之徒,再加以奔走运动,营求出身,以及有财有势,标榜声华之士,以致闹成党锢之祸;唐朝的牛、李,只是官僚相排挤,哪里说得上政见?宋朝的新旧党,却是堂堂正正,各有其政见的。
固然新旧党中,各有坏人;新旧党互相排挤报复,也各有不正当的手段;然而不害其为有政见。
他们对于多种政治问题,都有不同的见解;而其见解,都是新党代表我所谓进化派,旧党代表我所谓保守派的。
旧时的议论,都左袒旧党;现在的议论,则又左袒新党;其实二者是各有长短的。
新党的所长,在于看透社会之有病而当改革,而且有改革的方案;而其所短,则在于徒见改革之利,而不措意于因改革所生之弊。
旧党攻击因改革所生之弊,是矣,然而只是对人攻击,而自己绝无正面的主张。
(《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六续)》,原刊《光华大学半月刊》1936年第5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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