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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大多数，知道治化的根本，在于社会。
还能制定乡约，或冠、昏、丧、祭的礼节等，行之于地方，以求化民善俗，这确是他们的长处。
但是他们不知道社会的变迁，所执意要推行的，往往是不合时宜的古礼，亦且古代社会等级之制甚严，在后世已经平等些了，他们因泥古之故，并此也要回复，就未免冷酷而不近人情，这又是他们的短处。
他们论事，大抵要合乎理想，而不甚肯迁就事实；论人，大抵要辨别其心术，而不甚肯拘泥于形迹。
这固然有彻底的好处，然亦有时，因此而流于迂阔；又或苛责君子，使无容身之地，而小人反得逍遥事外。
他们大概好争意气，因此容易结成党派。
所以宋朝士风，概论起来：初宋则喜党争；中宋多习苟安；晚宋则力崇名节。
如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谢枋得等，均为宋之季世，作掉尾之一大活动，这就是宋代士风的特征了。
论宋儒
南北朝之世，因其君不足以为君，而有“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
的贵族，到晚唐、五代之世，此种风气，又盛行了。
于是有历事五朝，而自称长乐老以鸣其得意的冯道，有许多想借重异族，以自便私图的杜重威。
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如何可以一朝居？所以宋儒要竭力提倡气节。
经宋儒提倡之后，士大夫的气节，确实是远胜于前代。
但宋儒（一）因其修养的工夫，偏于内心，而处事多疏。
（二）其持躬过于严整，而即欲以是律人，因此，其取人过于严格，而有才能之士，皆为其所排斥。
（三）又其持论过高，往往不切于实际。
（四）意气过甚，则易陷于党争。
党争最易使人动于感情，失却理性，就使宅心公正，也不免有流弊，何况党争既启，哪有个个人都宅心公正之理？自然有一班好名好利、多方掩饰的伪君子，不恤决裂的真小人混进去。
到争端扩大而无可收拾，是非淆乱而无从辨别时，就真有宅心公正、顾全大局的人，也苦于无从措手了。
所以宋儒根本是不适宜于做政治事业的。
若说在社会上做些自治事业，宋儒似乎很为相宜。
宋儒有一个优点，他们是知道社会上要百废俱举，尽其相生相养之道，才能够养生送死无憾，使人人各得其所的。
他们否认“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
的苟简心理，这一点，的确是他们的长处。
（《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76页）
宋代社会状况
宋代的社会状况，始终是很黯淡的。
但也未尝没有畸形的发达。
地权的不平均，农民受高利贷的剥削，始终未能救正。
南渡以后，贵戚势家，聚于江、浙一隅，更其变本加厉。
近代江、浙田赋的独重，就是导源于这时候私家收租的苛刻的。
（南宋末年，宰相贾似道，把私家的田，租额重的，硬收买做公田，即以私租为官租。
元时，江、浙的田亩，收租还是重的。
明太祖平张士诚后，又把私家的租额，就算作国家的税额，从此以后，虽屡经减少，浙西的租税，较之别处还独重）其时国土既蹙，又承丧乱之后，用兵则有兵费，讲和又有岁币，国用浩大，苛税繁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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