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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集大权于君主一身，其势不得不图控制之便，于是治民之官日少，治官之官日多（顾炎武语，见《日知录》。
如地方自治废弛；汉于郡县之上，又加州牧，元于路府之上，再加行省都是），尤以乱世为甚，一个控制不住，就成尾大不掉之势，如后汉和唐代的末年就是。
这个唤作“外重”
。
然反之，中央政府的权力太大，没有人能裁制他，则**昏之君，甚至于奸佞之臣，以及宦官女谒等，又皆能为所欲为，民被其毒。
总而言之：专制君主，本不是良好的政体，这二千年来，政治上的受其弊，也可以说是很深了。
官僚与放任消极之政治
中国的政治，是取放任主义的。
从前的政治家，有一句老话，说“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
。
只这一句话，便表明了中国政治的消极性。
中国的政治，为什么取这种消极主义呢？原来政治总是随阶级而兴起的。
既有阶级，彼此的利害，决不能相同。
中国政治上的治者阶级，是什么呢？在封建时代，为世袭的贵族。
封建既废，则代之以官僚。
所谓官僚，是合（一）官；（二）士，即官的预备军；（三）辅助官的人，又分为幕友、吏胥、差役；（四）与官相结托的人，亦分为绅士、豪民。
此等人，其利害都和被治者相反，都是要剥削被治者以自利的。
固然，官僚阶级中，未尝无好人，视被治阶级的利害，即为自己的利害。
然而总只是少数。
这是因为生物学上的公例，好的和坏的，都是反常的现象，只有中庸是常态。
中庸之人，是不会以他人之利为己利，亦不会以他人之害为己害的，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本位。
社会的组织，使其利害与某一部分共同，他就是个利他者。
使其利害和某一部分人相对立，就不免要损人以自利了。
所以官僚阶级，决不能废督责。
（督责二字，为先秦时代法家所用的术语。
其义与现在所谓监察有些相似，似乎还要积极些）然中国地大人众，政治上的等级，不得不多，等级多则监督难。
任办何事，官僚阶级都可借此机会，以剥民以自利。
既监督之不胜其监督，倒不如少办事，不办事，来得稳妥些。
在中国历史上，行放任政策，总还可以苟安，行干涉政策，就不免弊余于利，就是为此。
因此，造成了中国政治的消极性。
（《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148—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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