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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剿十年，才算全平。
同时，东南有“艇盗”
，闽、浙、广东，大受其害。
到公元一八○九年才平定。
而一八一三年，北方又有天理教之变。
教首李文成、林清，至结连内监，袭入宫禁，其党亦叛于山东、河南。
宣宗时，回疆又有张格尔之变。
张格尔，就是天山南路教主的后裔，清平天山南路时，逃到浩罕去的。
至是借其兵入寇，陷南路数城。
这许多叛变，虽然都经戡定，然而人心摇动的情形，就可以见得了。
清朝的财政，是当康熙时代，就有余蓄的。
乾隆最盛时，曾达七千余万两，嘉庆以后，内外多故，就开始患贫。
至于兵力，则当吴三桂起事时，满兵已不足用。
“绿营”
亦徒有其名，川楚教匪的勘定，实在是得力于乡勇的。
以如此腐败的政治，而要当西人方兴之焰，自然要败坏决裂了。
中国历代财政之窳敝
凡百政事，总是有了钱，才能够举办的。
所以财政实为庶政的命脉。
要想积极地整顿政治，理财之法，是不能不讲的。
中国的政治，既是放任主义，所以其财政亦极窳敝。
全国最重要的赋税是地丁。
地即田税，丁乃身税，本指力役而言。
责民应役，其弊甚多，乃改为折纳钱而免其役。
而所谓折纳钱者，又不是真向应役的人征收，而是将全县丁额，设法摊派于有田之家，谓之丁随粮行。
名为丁税，其实还是田税。
清朝所谓编审，就是将丁税之额，设法改派一番，和清查户口，了不相干。
所以各县丁税，略有定额，并不会随人口而增加。
清圣祖明知其然，乃于康熙五十一年下诏：令后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新生人丁，概不出赋，而旧有丁赋之额，仍要维持，就不得不将丁银摊入地粮了。
至此，地丁两税，乃正式合并为一。
所以昔时租税的基本部分，全为农民所负担，其伸缩之力极小。
财政困难时，加赋往往召乱。
但不加赋，又无以应付事情，这亦是从前政治难于措置的一端。
（《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154—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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