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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对他说御者王良的故事（《滕文公篇》下），末了他说：
御者且羞与射者比（比是阿合），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
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
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这种不肯枉己而直人，不肯枉尺而直寻的精神，是古儒者留给后世的一种贵重遗风。
但中国一统之后，便没有这种自由选择的机会了。
“择主而事”
已成了一句空话。
叔孙通“事十王”
，多靠会巴结进身，后来居然制定一朝仪法，成为“汉家儒宗”
，这便全不是那种不肯枉尺直寻的精神了。
在那班屠狗卖缯的公侯将相的手下想做点积极事业，本来不是容易的事。
有点骨气的人大概都受不了这种环境的苦痛。
少年气盛的贾谊，过湘水作赋吊屈原，他说：
斡弃周鼎，宝康瓠兮！
（康瓠是大瓦器）
骥垂两耳，服监车兮！
我们可想见他的愤慨。
他又说：
彼寻常之污渎兮，岂容吞舟之鱼？
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
他想冲到哪儿去呢？
历九州而相（相度）其君兮，
何必怀此都也？
但是在那统一帝国之下，他能飞往那儿去呢？
儒者是想积极有为的，而那个时代却是一个无为的时代。
曹参、陈平、汉文帝、窦后都是实行无为主义的。
无为之治在当时确也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但那种敷衍苟安的政治，在儒家的眼里，自然不能满人意。
这两种主张的冲突，在贾谊的《治安策》里最可以看出来。
贾谊说：
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
臣独以为未也。
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
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冲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
不承认现状可以满人意，这便是有为主义的立场。
天下已安已治，自然可以无为了；正因为天下不安不治，故必须奋发有为。
长沮、桀溺讥评孔子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
孔子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正因为天下无道，故有栖栖皇皇奔走号呼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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