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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可口可乐公司而言，CCE仍然完成了它的使命。
因为母公司拥有最终决定权，所以，可口可乐公司可以将浓缩液高价出售给CCE，让瓶装厂获取微薄的利润空间。
埃米特?邦杜兰特轻蔑地称CCE为“可口可乐公司十足的糖浆机”
。
不过，道格拉斯?艾弗斯特并不介意CCE被称为什么。
正如公司内部人士称这种安排为“49％的解决方案”
一样，它确实在财务管理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很快，艾弗斯特又将这一戏法应用在了公司拥有的加拿大瓶装厂内，他将这些瓶装厂组建成为新的TCC饮料有限公司，而可口可乐公司仍然占有其49%的股权。
之后不久，艾弗斯特又一次展示了被《财富》的编辑称为“金融魔力”
的杰出才干。
他合并了公司所有的娱乐产业，并组建成哥伦比亚电影娱乐有限公司，同时换股并购了哥伦比亚三星公司，拥有其80％的股份。
而且他把31％的股票作为股东的“红利”
来发放，从而避免了在首次发行股票时出现尴尬的局面。
所有障碍被清除后，可口可乐公司以新电影公司一半不到的股份，净盈利15亿美元——这相当于公司在电影公司上的全部投资。
郭思达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因为这种财务安排不仅消除了公司账簿上30亿美元的外债，而且还降低了债务与自有资本的比率，并使其保持在适度的12％左右，同时也使可口可乐公司从哥伦比亚影业投资失利中脱离出来。
他的这种做法最终还为公司构筑了《华尔街日报》所谓的“有效接管屏障”
，它是一个具有“层层保障”
作用的安全防卫系统。
郭思达宣称，与毫无意义的传统合并（比如20世纪50年代汽车生产商与汽车配件小厂家的合并）相比，可口可乐公司则是“新兴的后集团时代”
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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