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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每个人都幻想着在出国打仗前“最后浪一把”
，但大多数人只是过过嘴瘾，很少有梦想成真的；只有父亲做到了——他和我母亲在新泽西的一家旅馆亲热了整整一夜。
幸运的是，这次父亲没有让母亲怀孕，所以母亲暂时不用操心新的孩子，只要照顾好弗兰克、弗兰妮和我就行了。
父亲从大西洋城来到纽约北部一所以前的预备学校，在这里接受密码训练，然后被送到犹他州卡恩斯市的查尼特菲尔德，接着又被送到乔治亚州的萨万纳——他以前与厄尔来过这里，在一家叫德索托的老酒店表演过。
最后，父亲被送到了汉普顿路，从这里出发，他登船去了欧洲战场。
他心里有一个模糊的想法：在欧洲说不定会找到弗洛伊德呢。
我父亲确信，他给我母亲留下了三个孩子，他一定能平平安安回到家中的。
父亲乘坐海军的运输船离开了意大利，经特立尼达到了巴西——“巴西就像说葡萄牙语的意大利”
，他在给我母亲的信里这样写道。
最后，我父亲坐一架C-47运输机回到了美国，患有炮弹休克症的飞行员驾驶着这架运输机从迈阿密最宽阔的街道呼啸着腾空而起。
从空中，父亲认出了一个停车场，以前厄尔在一次演出之后在这里呕吐过。
我母亲在战争中所做的贡献，除了为母校汤普森女子中学做秘书工作，主要是接受了医院的培训；她参加了德瑞镇医院为助理护士开办的第二期培训班。
她每星期去医院上八小时的班，但平时要补缺代班，随叫随到——这是常有的事（当时医院的护士严重短缺）。
她最喜欢的岗位是妇产科和产房。
她深知没有丈夫陪伴的女人在医院里生孩子是什么滋味。
我母亲就是这样度过战争岁月的。
战争结束后不久，父亲带鲍勃教练去波士顿的芬威公园看了一场职业橄榄球赛，然后他们去北站赶火车回德瑞镇。
在去北站的路上，他们碰到了父亲的一个哈佛同学，这位同学把一辆一九四〇年产的雪佛兰轿车以六百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他们——比新车还要贵一点呢，但这辆车外形保养得很好，汽油又便宜得可笑，一加仑也许只要二十美分；鲍勃教练和我父亲分担了保险费。
这样，我们家终于有了一辆汽车。
父亲继续在哈佛完成他最后的学业。
母亲这下有办法带弗兰克、弗兰妮和我去新罕布什尔州的海滩玩了。
有一次，艾奥瓦鲍勃开车带我们去了怀特山。
在山上的时候，弗兰妮一把将弗兰克推到一个黄蜂窝里，弗兰克被黄蜂叮得很厉害。
哈佛大学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宿舍变得异常拥挤，学校的克里姆森运动队换了新队员。
美国人发现了伏特加酒——斯拉夫文化专业的学生声称这是他们的功劳：不掺任何别的东西，用小小的高脚玻璃杯一口喝下去——纯俄罗斯喝法。
但我父亲依然喜欢喝啤酒。
他换了专业，改修英国文学了。
这一次，他又想加快课程的进度，想提早毕业。
当时已经没有多少大乐队了。
在以前，交际舞算是一种运动，一种很好的消遣，现在也不时兴了。
厄尔已经老得不能再上台表演了；我父亲从空军退役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是在乔丹马什百货公司的玩具部打工度过的。
他又让我母亲怀孕了。
母亲这次怀上的是莉莉。
弗兰克、弗兰妮和我的名字都有具体的由来，而莉莉这个名字偏偏没有特别的原因——这让莉莉对父母心生怨恨；或许我们都没有想到，她心里竟然结下了这么大的怨恨——说不定她这一辈子都在怨恨吧。
莉莉生于一九四六年，那一年弗兰克六岁，弗兰妮五岁，我四岁。
我们突然有了一个父亲——说真的，我们好像第一次见到他；在我们成长的这几年里，他总是不在家：不是去欧洲打仗、去哈佛上学，就是与厄尔一起在外面到处跑。
在我们眼里，他就是一个陌生人。
他和我们在一起时做的第一件事，是一九四六年秋天带我们去了一趟缅因州，我们以前从未去过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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