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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益于理”
作标准。
一切科学家的学说如“充虚之相施易”
（充是实体，虚是虚空。
物动时只是从这个地位，换到那个地位，故说充虚之相移易。
《墨辩》释动为“域徙也”
，可以参看），如“坚白同异之分隔”
依儒家的眼光看来，都是“无益于理”
。
《荀子·解蔽篇》也说：
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乱，非治人道，虽能之，无益于人；不能，无损于人。
案（乃也）直将治怪说，玩奇辞，以相挠滑也。
……此乱世奸人之说也。
墨家论辩的目的有六种：（一）明是非，（二）审治乱，（三）明同异之处，（四）察名实之理，（五）处理利害，（六）决嫌疑（见《小取篇》）。
《荀子》所说只有（一）（二）两种，故把学问知识的范围更狭小了。
因此，我们可说荀子这一种学说为“狭义的功用主义”
，以别于墨家的应用主义（墨子亦有甚狭处。
说见第六篇）。
这种主义到韩非时，更激烈了，更褊狭了。
韩非说：
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
……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
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
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以犯上为抗。
……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辞章，而宪令之法息。
（《问辩篇》）
这种学说，把“功用”
两字解作富国强兵立刻见效的功用。
因此，一切“坚白无厚之辞”
（此亦指当时的科学家。
《墨辩》屡言“无厚”
，见《经说上》，惠施也有“无厚不可积也”
之语。
），同一切“上智之论，微妙之言”
，都是没有用的，都是该禁止的（参观上章论韩非一段）。
后来秦始皇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
便是这种狭义的功用主义的自然结果。
其实这种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
科学与哲学虽然都是应用的，但科学家与哲学家却须要能够超出眼前的速效小利，方才能够从根本上着力，打下高深学问的基础，预备将来更大更广的应用。
若哲学界有了一种短见的功用主义，学术思想自然不会有进步，正用不着焚书坑儒的摧残手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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