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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反复权衡，阎锡山终于下定决心，做出了“迎共抗日”
的正确选择，开始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
国难当头之际，阎锡山能够摒弃党派之争，甚至敢于起用比自己的部属更能干的共产党，无疑反映了他超乎寻常，较为宽阔的政治胸襟。
历史早已证明，阎锡山此举是正确的，也是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抹色彩，当时包括国民党在内的许多人，对于阎锡山“迎共抗日”
的举措，都是持肯定态度的。
然而，事隔多年后，国民党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仍有人对阎锡山进行诘责，认为阎锡山于中原大战后，一面阻挠国民党在山西的活动，致使国民党不能公开活动长达6年之久，“一面招纳平津及全国各地共党分子，大量训练所谓青年干部、民训干部、行政干部及村指导员等，从此山西各县，即成共党天下。”
因而，山西“赤化”
，乃阎锡山之过。
这些人还说，抗战初期，由于阎锡山让共产党人担任好几个行政区的行政专员，又兼抗日决死队各纵队政治委员，结果，“晋西事变”
后，山西新军及各县地方团队约50个团，约15万人同时“叛变”
，携带新的武器装备，与朱德、刘伯承、林彪、贺龙等公然合股，“你的本意是想利用共产党，结果反为共产党所利用，朱毛经此装备，如虎添翼，所有华北军略要地，几尽为其盘踞，其势如火燎原。
后来大陆沦陷，实种因于此（4）。”
正因为如此，阎锡山1960年5月23日在台北去世，台湾当局准备为其举行“国葬”
时，台湾《民族晚报》5月29日发表的社论《阎锡山值得国葬吗？》认为，抗战前后，“阎氏大量培植“左倾”
分子，卒使共党势力在山西做大”
，综观其一生历史，“纵不能说是罪大于功，至少是功过兼有，瑕疵互见”
，所以，不符合“国葬法”
所规定的“有特殊勋劳，有伟大贡献”
，“我们对阎锡山先生国葬之论，期期以为不可”
（5）。
（1）摘引自程子华回忆文章《漫忆红军东征》，《党史文汇》1986年第1期。
（2）摘引自张文昂所撰《牺盟会和决死二纵队成立前后的片断回忆》，《山西文史资料》第15辑。
（3）朱蕴山（1887～1981）男，汉族，又名朱汶山，安徽六安人。
早年考入安徽巡警学堂参加光复会，进行反清活动，曾参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事件。
是著名的中国政治活动家，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革命的坚强战士，是民革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4）摘引自《阎锡山传记资料》，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
（5）摘引自《阎锡山传记资料》，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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