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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下旬，阎锡山派亲信梁化之赴天津找朱蕴山（3）接洽，请朱蕴山来太原与阎锡山会谈：“百公嘱转先生，扫径以待，敬候高轩。”
朱蕴山与共产党领导王世英、南汉宸商量一番，来到太原面见阎锡山，与阎锡山达成三条：“第一，取消反共团体‘公道团’；第二，取消对陕北红军的封锁；第三，成立一个以抗日为宗旨的独立群众团体。”
朱蕴山离晋前，适逢阴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在太原市中山公园文流湖散步时，发现太原市竟召开追悼晋绥“剿匪”
阵亡将士大会，很不痛快，写《中元节夜游太原中山公园》五言长歌50句，次日交梁化之转阎锡山，并责问说：“百公既然决定联共抗日，仍召开‘剿匪’追悼大会，恐与执行政策不利。”
梁化之说这是过去决定的会，今后“剿匪”
标语可以改正。
午后，梁化之来送行说，以后山西方面可以保证不再有“剿匪”
标语出现。
但是无论如何，让阎锡山做到这三条是相当困难的。
“公道团”
是阎锡山遍布全省城乡的基层组织，不是一声令下就可以取消的；在与陕北红军建立直接联系前，取消封锁实际上难以执行，他阎锡山总不能把黄河边的晋军都撤走吧；而抗日民众团体，阎锡山既不会主动去建立，恐怕也缺少这方面的能手。
然而想什么就来什么，1936年8月底，在阎锡山举办的“公道团暑期训练团”
任指导员的杜任之，与他领导下的五个政治干事联名贴出一张壁报，发起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号召全国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老幼团结起来抗日救国。
这张壁报，顿时就轰动了整个训练团。
公道团的薄右丞当天就把此事报告了阎锡山。
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并在同盟会之下，与李烈钧等人组织了“铁血丈夫团”
，他喜欢这类富有牺牲精神的名称，派梁化之亲自到训练团找杜任之谈话说：“会长认为组织民众救国会很好，不过‘抗日救国’是共产党的口号，我们不能用。
会长主张‘守土抗战’、‘牺牲救国’，就把‘抗日救国同盟会’改成‘牺牲救国同盟会’好了”
。
就这样，阎锡山同意梁化之开始筹备建立后来闻名全国的山西“牺盟会”
。
牺盟会是1936年“九一八”
事变五周年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的，由阎锡山兼任会长，其表侄梁化之任总干事，主持具体工作。
牺盟会成立之初虽然仍是阎锡山的御用团体，但由于形势的变化和左派进步青年实际的工作，它一开始就有了明确的宗旨和工作纲领，宣布“本会以铲除汉奸、武装抗敌、牺牲救国为宗旨”
，号召“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我们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不分穷富，不分性别，凡是愿意争取民众的生存与个人的出路的人们，都团结到牺牲救国同盟会来，我们要从晋绥人民和军政领袖的团结扩大到华北人民与军政领袖的大团结。
在联合的力量之下抗战！
抗战！
抗战！
抗战到底！”
这样一个公开宣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组织，自然立即引起了日本人的强烈反应。
日本政府指令其驻太原的特务机关向阎锡山提出抗议，并由其外务省向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质问。
在南京，蒋介石得知牺盟会成立的消息后十分恼怒，对部下吼道：“这牺盟会的矛头何指？阎百川又在搞什么把戏！”
而阎锡山周围的反共势力，也趁机发难，要求取缔牺盟会。
面对种种压力，阎锡山采取了一个能左右逢源的新策略，即：牺盟会采取共产党的某些进步措施和口号，但在提法上要换成“山西语言”
；重用一些坚决抗战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但这些人不能以共产党员或共产党代表的身份，而是以山西抗日进步分子的面目出现。
说穿了，就是要借助于共产党善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特长，利用共产党的影响力，但又必须打着山西的旗号。
不难看出，在民族危亡关头，阎锡山在对蒋、对日、对共三方面关系的处理上，是把中日或阎日矛盾放在主要矛盾考虑的，而要解决这个矛盾，靠国民党中央不行，仅凭自己的力量也不行，还必须借助共产党的力量，唯有如此，才能抵抗日本人的侵略，保住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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