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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过了几天武来信说，白军封锁很严，不准一般人来往行动，只好待在家里，暂时也回不到太原。
同时太原城里也紧张起来了，查户口，要铺保。
报纸上也登出要每个市民带标志的规定。
我记得是：能找到两个铺保的戴一个花的标志，能找到一个铺保的戴两个花的标志，找不到铺保的戴三个花的标志。”
不但地下党存不住身，张友渔等教授学者也待不住了。
1936年4月，南京给阎锡山发来电报：“查《中外论坛》专门翻译外国共产党的文章，宣传共产主义，混淆视听，应予查办。”
这回阎锡山没有含糊，二话不说批示“照办”
。
《中外论坛》停刊，“中外语文学会”
解散。
张友渔、徐冰等人只好又撤回北平。
那么，阎锡山后来又是为什么采取了联共政策呢？
关于这段历史，许多著述说，是因为“入晋剿匪”
的十万中央军在红军回师陕北后迟迟不退，阎锡山惧其用心叵测，担心“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了！”
于是他停止反共，转而联共。
这个说法其实问题很大，因为1936年6月，李宗仁等发动“两广事变”
反蒋，5月26日刚刚被任命为“剿匪总指挥”
的陈诚，6月4日就从太原飞南京，5日飞武汉，被蒋介石派去处理“两广事变”
，晋绥军事大权重又回到阎锡山手中，入晋增援的中央军主力关麟征、胡宗南部也已于7月南调离境了。
中共中央认为，“九一八”
事变之后，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窥视华北准备大举入侵之时，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应该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
蒋介石说，不对，“攘外必先安内”
。
可在这一问题上，阎锡山与蒋介石存在分歧。
阎锡山一针见血地对蒋介石指出：“安内则势难攘外，攘外则无力安内。”
蒋介石又是什么反应呢？他对老谋深算的阎锡山无计可施，只得在日记中发泄不满，批评阎锡山“无定识与定力”
。
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安内乎？攘外乎？阎锡山一时拿不定主意。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偏偏从上海来了个电影明星陈波儿，而且陈波儿还闹出了一场风波，就是这场风波，使得一贯反共的阎锡山突然对共产党“情有独钟”
起来。
1936年4月，日军配合德王的伪军进攻绥东，阎锡山命傅作义奋起反击，取得了胜利，在全国引起轰动。
为此，上海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率领一个抗日慰问团，赴绥远慰问伤员。
这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没想到却引起了阎锡山集团内一部分上层人物的反对，说陈波儿是个共产党员。
偏偏阎锡山对此不以为然，在一次高干会议上严厉批评这种排斥共产党的论调，他说了一段相当精彩的话：“天下第一等的好事不做，第一等的好人就离开你；第二等的好事不做，第二等的好人也会离开你；第三等的好事也不做，第三等的好人也离开你。
现在抗日就是第一等好事，人家一讲抗日，你就说他是共产党，这样就把第一等的好人推到共产党方面去了，有人到绥东慰问一下伤员，你就当人家是共产党，也会使这些人离开你，这是把长四条腿的动物全都当成老虎了。”
阎锡山决定成立牺盟会的消息传开后也同样引起了一场大风波，首先遭到邱仰睿、王靖国、孙楚、薄右丞等高干的强烈反对，他们甚至把阎锡山围起来又吵又闹，坚决不同意阎锡山这样做，连一向唯阎锡山马首是瞻的赵戴文，也站出来反对阎锡山的做法。
面对众多反对者，阎锡山力排众议，说：“冬天穿皮袄，夏天穿汗衫，需要什么就来什么，现在是需要牺牲救国的时候，成立牺盟会有什么不好？”
他甚至当着反对者们的面，很不客气地指责老朋友赵戴文，“你自己说，是你聪明，还是我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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