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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渔回忆说，国民党抓他的原因，是由于叛徒出卖，说他是中共北平市委主要领导，企图派人在平绥线上埋炸药，炸死去绥远视察的蒋介石。
他到太原后，“国民党知道我在太原，就打电报给阎锡山派的山西省主席徐永昌，要他把我押送南京”
。
“阎锡山让徐永昌给南京回电说：‘此人不在太原’。
但因山西省党部是蒋介石派，我在太原他们是知道的，阎不好再留我，就把我送走了。”
张友渔由此去了日本。
《何梅协定》后，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华北，“留在太原同我一道做特科工作的徐冰、温健公通知我，形势变化，可以回来。
我于八月间回国，仍在太原工作”
。
看看，如此明确无误的共产党人，阎锡山都能瞒着蒋介石容留保护。
而杜任之的重要情报任务之一，就是把阎锡山的思想动态报告出去。
可惜的是，当时最后的特科以及白区各地的地下党与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已经完全断绝了联系。
1936年2月红军的大规模东征，使得阎锡山的思想动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于如何防共，阎锡山说了两个办法：“一是用法西斯方法防共。
一是建设农业社会主义的防共方法”
。
他在《防共的两个根本大法》和《清除社会不平与防共》等文件中写道：“我认为这两条路，均可以彻底地防共。
所谓法西斯的防共方法，是要富人增加负担，与政府合作，巩固现有的政权，抵抗共产势力的侵入。
建设农业社会主义的防共方法，是废除土地私有权，树立土地公有制，消灭共产发生的基础。
然而不走前一条路，就不能走后一条路，不走后一条路，就不能走前一条路。
这两条路均能达到防共的目的，也可以当作防共具体做法的两个阶段来看，不但不冲突，并且是前后呼应的。”
在红军攻入山西之前，阎锡山更多考虑的是“建设农业社会主义的防共方法”
，为此甚至可以把共产党的理论家们请来，共同研究探讨。
一旦红军攻入他的地盘，阎锡山必然地就要转向“法西斯方法防共”
。
在这样的形势下，阎锡山除调动各路晋军防堵红军外，在全省实行白色恐怖。
从3月1日起，阎锡山连续发布命令查拿共产党员、红军侦察人员和其他所谓“影响治安”
的嫌疑分子。
6日，宣布全省戒严，给予各县县长、县公道团团长和地方团队的大队长以对共产党“先行枪毙，事后呈报”
的权力。
8日，又发布悬赏令：“一、凡在省内拿获有证据之共产党者，每名赏大洋100元；二、拿获密探者，每名赏大洋200元；三、通风报信因而拿获者每名赏大洋50元；四、赏洋立时向绥署请领。”
在此煽动之下，各县竟然惨无人道地开展杀人竞赛，多杀者奖，少杀者罚；各县向阎锡山逐日报告，评定优劣。
各县为邀功请赏，争相大肆捕杀外省籍商贩、乞丐。
遇有腰系红裤带，衣服打红补丁，扎红头绳，身带一二枚国民党新发行镍币或小圆镜者，或衣服上纽扣特殊及短缺者，均被认为是与红军联络之标志，立即扣捕，或刑讯逼供，或拷打致死。
省城太原街警林立，戒备森严，熟人相遇，不敢顾视，偶有所语，即被留难。
国民师范、山西大学等校频遭军警围捕，一次逮捕学生就达百人，一批爱国师生惨遭毒手。
1935年8月，北方局派王文达以特派员身份去山西恢复重建山西地下党组织。
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红军东征后，为了配合红军东征，我就急派武永祥同志去晋西一带，设法与红军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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