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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味地退让，不是永远遵守强者的逻辑，而更像是韬光养晦。
他说：“既已通好讲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此恩信也。
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
临难有不可屈挠之节，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廉，此威信也。”
的确，一国的国际地位不在于装模作样，不在于华丽的口号或强硬的声明，而在于自立自强。
曾国藩希望国家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埋头发展，卧薪尝胆，以待来日。
他之前低调地兴办洋务、引进火器、派遣留学生，都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可惜，在朝野大多数人眼中，曾国藩的唯一缺点恰恰就是他的“恪守和局”
“媚事外夷”
。
接到朝廷的急令时，声望正隆、有“天下第一督”
美誉的曾国藩已经五十九岁了，健康情况极为糟糕。
他右眼失明，肝病加重，经常出现眩晕乃至昏厥。
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信中坦言：“十六日余患眩晕之症……十七、十八日病状如常，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转，睡定及坐定之时则不甚眩晕，仍似好人。”
他的日记则记载：“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
这位叱咤政坛几十年的股肱之臣已然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
亲友、幕僚和下属纷纷劝曾国藩不要赴津。
“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起沓进”
，幕僚史念祖提醒曾国藩天津骚乱异常复杂，“略一失足，千古无底”
，去是下策，拖才是上策。
曾国藩有充分的理由不去天津。
当时，曾国藩正在“病休”
之中。
丰富的政治阅历和敏感的直觉已让曾国藩预感到天津险恶，查办骚乱毫无把握，弄不好就会惹祸上身，甚至拼却一生的功名。
但是，曾国藩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之心，不顾身染沉疴，怀着深深的隐忧，开始了悲壮的天津之行。
在出发的前两天，曾国藩写信给两个儿子说：“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
余自咸丰三年（1853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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