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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成这事实的复杂因素中，家乡的历史地理背景，我想，是很重要的一点。
在一个乱世，例如庞德公的时代，对于某种特别性格的人，入山采药，一去不返，本是唯一的出路。
但生在“开元全盛日”
的孟浩然，有那必要吗？然则为什么三番两次朋友伸过援引的手来，都被拒绝，甚至最后和本州采访使韩朝宗约好了一同入京，到头还是喝得酩酊大醉，让韩公等烦了，一赌气独自先走了呢？正如当时许多有隐士倾向的读书人，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
在他这回，无疑的那成立默契的对象便是庞德公。
孟浩然当然不能为韩朝宗背弃庞公。
鹿门山不许他，他自己家园所在，也就是“庞公栖隐处”
的鹿门山，绝不许他那样做。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
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这幽人究竟是谁？庞公的精灵，还是诗人自己？恐怕那时他自己也分辨不出，因为心理上他早与那位先贤同体化了。
历史的庞德公给了他启示，地理的鹿门山给了他方便，这两项重要条件具备了，隐居的事实便容易完成得多了。
实在，鹿门山的家园早已使隐居成为既成事实，只要念头一转，承认自己是庞公的继承人，此身便俨然是《高士传》中的人物了。
总之，是襄阳的历史地理环境促成孟浩然一生老于布衣的。
孟浩然毕竟是襄阳的孟浩然。
我们似乎为奖励人性中的矛盾，以保证生活的丰富，几千年来一直让儒、道两派思想维持着均势，于是读书人便永远在一种心灵的僵局中折磨自己，巢由与伊皋，江湖与魏阙，永远矛盾着冲突着，于是生活便永远不谐调，而文艺也便永远不缺少题材。
矛盾是常态，愈矛盾则愈常态。
今天是伊皋，明天是巢由，后天又是伊皋——这是行为的矛盾。
当巢由时向往着伊皋，当了伊皋，又不能忘怀于巢由——这是行为与感情间的矛盾。
在这双重矛盾的夹缠中打转，是当时一般的现象。
反正用诗一发泄，任何矛盾都注销了。
诗是唐人排解感情纠葛的特效剂。
说不定他们正因有诗作保障，才敢于放心大胆地制造矛盾，因而那时代的矛盾人格才特别多。
自然，反过来说，矛盾愈深愈多，诗的产量也愈大了。
孟浩然一生没有功名，除在张九龄的荆州幕中当过一度清客外，也没有半个官职，自然不会发生第一项矛盾问题。
但这似乎就是他的一贯性的最高限度。
因为虽然身在江湖，他的心并没有完全忘记魏阙。
下面不过是许多显明例证中之一：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然而“羡鱼”
毕竟是人情所难免的，能始终仅仅“临渊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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