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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仓之法，创于朱子。
其以社为范围，俾人民易受其益，而且易于感觉兴味，便于管理监督，和义仓之法同。
而在平时可兼营借贷，则又得青苗法之意。
其二是义役。
义役是南宋时起于处州的松阳县的。
因为役事不能分割，所以负担不得平均。
乃由众出田谷，以助应役之家。
此两法若能推行尽利，确于人民很有益处，而惜乎其都未能。
南渡之后，两浙腴田，多落势家之手，收租很重。
末年，贾似道当国，乃把贱价强买为官田，即以私租为税额。
田主固然破家者众，而私租额重而纳轻，官租额重而纳重，农民的受害更深。
南宋亡后，虽其厉民之政，亦成过去。
然而江南田租之重，则迄未尝改。
明太祖下平江。
恶其民为张士诚守，又即以私租为官赋。
江南田赋之重，就甲于天下。
后来虽屡经减削，直到现在，重于他处，还是倍蓰不止。
兼并之为祸，可以谓之烈了。
宋代士大夫的风气，亦和前代不同。
宋人是讲究气节的。
这固然是晚唐、五代以来，嗜利全躯的一个反动，而亦和其学术有关系。
宋朝人的议论，是喜欢彻底的，亦是偏于理论的。
所以论事则好为高远之谈，论人则每作诛心之论。
这固然也有好处，然而容易失之迂阔，亦容易流于过刻。
而好名而激于意气，则又容易流为党争。
自辽人强盛以来，而金，而元，相继兴起，宋人迭受外力的压迫，其心理亦易流于偏狭。
所以当国事紧急之时，激烈的人，往往发为“只论是非，不论利害”
“宁为玉碎，毋为瓦全”
的议论。
这固然足以表示正义，而且也是民族性应有的表现。
然而不察事势，好为高论，有时亦足以偾事。
而此等风气既成之后，野心之家，又往往借此以立名，而实置国家之利害于不顾，则其流弊更大。
此亦不可以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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