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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明白了，伤害他人的需求实际上并非一种孤立的神经症性倾向，而只是某个综合性整体的一种始终有效的表达，这个整体，我们最好称为施虐癖。
自此，神经症理论逐渐成形，其动力来源为“亲近人”
、“对抗人”
和“疏远人”
三种心态两两之间的基本冲突。
患者一方面害怕自己内心分裂，另一方面也需要作为一个完整人而存在，因此他绝望地寻求避免冲突。
这样他虽然能成功地人为实现某种平衡，新冲突却不断涌现，势必不断需要更多补救。
在为统一人格挣扎的路上，每一步都增加着神经症患者内心的敌意、无助感、恐惧以及对自己和对他人的疏远，于是引发冲突的诸多难题愈发突出，得以真正解决的希望越来越小。
最终患者陷于无助，也许会寄希望于施虐行为来恢复人格完整，但这反过来却加深了他的无助感，引发新的冲突。
于是，描绘神经症发展过程及其所致人格结构的图景就会非常灰暗。
那我为什么还称之为建设性理论呢？首先，有脱离现实的乐观主义者认为，用简单得不可思议的方法就能“治愈”
神经症，而我的学说打破了这一幻想。
但这并不等于同样不切实际的悲观主义。
我称之为建设性理论是因为这一理论让我们第一次有机会着手处理并解决神经症性绝望。
我称之为建设性理论，最重要的理由是它虽然承认神经症问题盘根错节、十分棘手，但它还是提出了积极乐观的观点，不但让我们有机会调节深层次冲突，还能进一步提出实际的解决方案，从而为构建一个真正完整的人格而努力。
神经症冲突不是理性决策可以解决的，神经症患者回避冲突的尝试有害无益，但是这些冲突可以通过改变人格中引发冲突的条件而加以解决。
认真完成的点滴分析工作将改变这些条件，让患者少一点绝望，少一点恐惧，少一点敌意，少一点对人对己的疏远。
弗洛伊德对神经症及其治疗的悲观态度源于他对人的美德与成长方面深深的不信任。
在他看来，人类的命运注定是毁灭与受苦。
驱使人类的本能只能被控制，或者至多被“升华”
。
而我相信人有欲望，也有能力挖掘自己的潜能，体面地做人。
如果一个人与人、与己的关系被持续扰乱，那么他的能力和欲望就会恶化。
我相信，人可以活到老、改到老。
理解得越深，这一信念便越坚定。
[1]全书中我将用“解决”
一词描述神经症患者消除内心冲突的尝试。
因为他们无意识中拒绝承认存在这些冲突，所以严格来讲，患者本人其实并不打算“解决”
它们。
他们无意识的努力，目的在于“回避”
这些问题。
——作者注（本书正文部分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作者本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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