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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有：有的姑娘恨嫁，却又躲开任何靠近的男子；有的母亲为孩子操碎了心，却时常忘记他们的生日；有的人对别人总是慷慨大方，而自己却省吃俭用；有的人想自己清静，却从不设法独处；还有的人对别人宽忍为怀，对自己却苛求太过。
与症状不同，不协调性常常有助于我们对深层次冲突做出试探性假设。
例如，严重的抑郁只能说明此人身陷困境。
但是如果一个看似尽心尽责的母亲却忘掉了孩子的生日，我们则更可能倾向于认为，这位母亲更专注于其“做个好妈妈”
的理想，而非专注于关心孩子。
我们也可以看到，她的理想状态很可能与挫败孩子的无意识施虐倾向相冲突。
有时冲突会浮出水面——人们可以有意识地体验冲突。
我曾断言神经症冲突是无意识的，而这一现象看似可以反驳我的论断，但实际上，显现出来的冲突已经被扭曲或者修正过。
于是，他发现自己必须做出重大决定时，即使他有逃避的技巧，除非手段高明，否则有意识的冲突仍然会将他的内心撕裂。
此刻他无法决定是娶这个女子还是那个女子，抑或是否还要结婚；是去做这份还是那份工作，或者是维持还是解除伙伴关系。
随后他便要经历最大的折磨，在对立面之间来回碰撞，完全无法做出任何决断。
心情沮丧的他可能会求助于精神分析医生，指望医生理清相关具体事务的头绪。
然而他必然会失望，因为外显的冲突只是内心种种阻力最终的爆发点。
不踏上发现潜在冲突的漫漫长路，上下求索，困扰他的具体问题就无法避免。
在其他例子里，内心冲突可能外化，并在当事人的意识中表现为其本人对环境的不适应。
或者，当他发现无来由的恐惧与禁忌扰乱他实现心愿，就可能会发觉内心汹涌的横流来自更深层次的源头。
我们越了解一个人，就越能发现冲突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相关症状、不协调性以及表面冲突——但我们也必须补充一点，矛盾的数量和种类越多，局面就显得越为混乱。
所以我们不禁要问：在所有这些具体冲突之下，有没有一个基本冲突，是所有具体冲突的罪魁祸首？我们能否画出一个冲突结构图，就像一个不和谐的婚姻里，数不胜数的分歧、争执，涉及如交友、育儿、理财、用餐、雇用人等方面，看似互不相关，却都指向关系中某个根本性的不和谐因素？
相信人格中存在基本冲突，这个古老的观点在众多宗教和哲学中有着显赫的地位。
光明与黑暗、上帝与恶魔、善良与邪恶，这些是这种古老信仰的部分表达方式。
在现代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在这方面和在其他诸多方面一样，是一位开拓者。
他首先假设在基本冲突中，一方，即本能的驱动力，盲目渴求满足，而另一方，即家庭、社会等外部环境，则加以禁止。
环境施加的禁令在人的幼年时期就被内化，从此表现为严苛的超我。
这里，我们很难以应有的严肃态度恰当地讨论这个概念。
这将需要重新列举所有反驳力比多理论的观点。
我们不如自己来理解这个概念的含义，即使我们抛开弗洛伊德的理论前提，余下的也是这样一个主张：自我中心的原始动力与严格的良知相互对立，这一对立关系正是层层冲突的根源。
后面也会讲到，我也认为这一对立关系——或者我认为大致相当的事物——在神经症结构中有重要作用。
我是对其本质有异议：我认为这一冲突虽然重要，但却是次生的，是在神经症的病情发展中的必然。
我提出异议的理由将在后文阐明，这里只提出一点：欲望与恐惧之间的冲突，并不能完全解释神经症患者内心自我割裂的程度，也不能完全解释危害如此之大的结果——患者的人生都可能就此毁灭。
弗洛伊德假设的精神状态认为，神经症患者仍保有全身心追求某个目标的能力，他只是在追求过程中被恐惧所阻碍。
如我所见，冲突的根源则围绕着神经症患者失去全身心追求任何愿望的能力这一点，因为他的愿望是割裂的，也就是说总是南辕北辙的。
[5]事实上，这将导致的情况比弗洛伊德所见要严重得多。
虽然我认为基本冲突对内心的扰乱比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更为严重，但是我认为可能的最终解决方案比他提出的更积极。
弗洛伊德认为，基本冲突无处不在，原则上无法解决。
达成更好的妥协，或者施加更好的控制，便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而我认为，基本的神经症冲突首先并不必然出现，即使出现也有解决的可能——前提是当事人愿意承受深重痛苦，并且迎难而上，这一过程无法回避。
这个区别不在于积极与消极之分，而是不同的前提必然导致的结果。
从哲学角度看，弗洛伊德此后对基本冲突这一问题的回答很有吸引力。
再次把他思路上诸多暗示放在一边，他提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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