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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能说明问题。
有人可能会想，是应该将这些生理表现当作外化，还是应该单纯将其视为愤怒被压抑所导致的生理学结果。
可要区分这些表现与患者利用其达到的效果则非常困难。
无一例外，患者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精神问题归罪于其身体病痛，进而指责外部诱因。
他们总想证明：自己并无精神问题，可能只是因为饮食不当而引起肠胃不适，因过度操劳而感到疲惫，也可能是因为空气潮湿而患了风湿病。
至于神经症患者借助愤怒的外化取得了什么效果，答案可能和自卑的情况一样。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还有一点应当考虑。
只有认识到这些冲动会导致自我毁灭的真实危险后，别人才能完全理解这类患者经历了怎样的病情。
第一个例子里提到的患者只在一瞬间感觉到撕碎自己的冲动，但是精神病患者会付诸行动，动手自残。
[26]如果没有外化，那自杀者可能多得多。
可以理解的是，弗洛伊德见识到了自我毁灭性冲动的威力，故而假设人拥有自毁本能（死亡本能）。
只是这一概念堵住了他真正理解这一行为，从而有效施治的道路。
内心自我压迫感有多严重，取决于理想化形象的威权控制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人格。
外人往往低估这一压力。
它比任何外来压迫都更为严重，因为后者尚允许人保有内心的自由。
大多数患者都感觉不到这种压迫，但当它消除之后，患者重获内心自由之时，他就可以借助重获的自由估量到这一压迫的大小。
这一压迫一方面可以通过向他人施压得以外化，这与神经症患者渴望支配权的外部效果一样。
虽然二者可能同时存在，但区别在于，内在压力外化而成的压迫主要并非要求他人顺从自己，而是将患者令自己焦躁的自律标准也强加于人，患者无视自己幸福与否，也无视这一标准能否让他人幸福。
广为人知的清教徒心理正是这一过程的真实写照。
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内心强迫也能够以另一种形式外化：对于稍带一丝压力的外在事物，患者即高度敏感。
如每个观察者所知，这种高度敏感很常见。
这一现象并非全部源于自我强加的压迫。
通常，他们曾在别人身上体验过和自己一样受内心驱动的权力欲，并对此感到厌恶。
在孤僻型人格者身上，我们认为起主要作用的是患者维护自身独立地位的强迫性，而这必然使其对任何外部压力都保持敏感。
将无意识的自我束缚外化，是一种更隐蔽的病因，在分析中更易被忽视。
这尤为令人遗憾，因为这常常是医患关系中一股颇有影响的暗流。
即使医生分析指出其更为明显的那些敏感原因，患者仍会坚持认为精神分析医生提供的建议通通无效。
这一过程中酝酿的颠覆性战役更为激烈，因为精神分析医生实际上想让患者有所改变。
医生坦诚表态说只是想帮助患者找回自己，重获内心生命之源，但这却毫无用处。
患者可能会不屈从于突然而来的影响吗？事实是，他不知道“真正的”
自己是什么样，所以无法自主接受或者拒绝，而精神分析医生关心他，要他避免给自己强加任何个人信念，但这些劝导也全无用处。
此外，由于他并不知道内在压迫将其置于特定的套路中，也不知道自己因此而苦苦挣扎，他便只能用反抗来回答一切企图改变他的外部图谋。
不言自明的是，医生发起的这场徒劳的战役不但会发生于精神分析活动中，也必然或多或少地出现在任何亲密关系中。
正是对内心活动过程的分析最终打倒了心中的幽灵。
在复杂情况下，一个人越是倾向于服从理想化形象苛刻的要求，就越会将这种屈从外化。
他会急于达到精神分析医生或其他相关人士对自己的期待，或者说他认为这些人对他抱有的期待。
可能他看起来听话、好骗，但与此同时，他的内心会默默堆积对这种“压迫”
的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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