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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其寻求解决冲突的尝试时，患者会执着于为其心态及倾向中固有的主观价值辩护，以此阻挠一切对其真正本质的探索。
在分析其冲突时，患者则主要热衷于证明他内心的冲突根本不是冲突，以此模糊、淡化其特定驱动力互不兼容这一事实。
就处理各个主题的顺序而言，弗洛伊德的建议可能始终是最有价值的。
针对医学治疗的分析原则，弗洛伊德强调，在着手处理患者的问题时要重点考虑两方面：解读病情应有助益，而不应有害。
换言之，精神分析医生必须记住的两个问题是：第一，此时患者能否接受某种观点？第二，解读病情对患者是否有意义、是否能让他采用建设性的思维方式？我们缺少的是准确实用的标准，即判断患者能否接受，以及做什么能激发患者的建设性洞察力。
患者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太大，我们无法事先确定任何刚性标准以判断进行解读的时机，但我们可以以这条原则为指引，等患者的心态发生特定变化之后，再去着手处理特定问题，从而有益于治疗，同时避免过大的风险。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指出一些通用的衡量标准：如果患者还执着于追求被他当成救赎的幻影，那么此时让患者直面任何主要冲突都是无用的。
他必须先看到这些追求都是徒劳无功的，反而扰乱了他的生活。
以高度精练的话来说，分析患者寻求解决的尝试应先于分析其内心冲突。
我并不是说要谨小慎微地避免提及冲突，只是着手处理的方式要多谨慎，取决于其整个神经症结构有多脆弱。
对有些患者而言，过早指出其内心冲突会让他们陷入恐惧。
对其他人而言，这毫无意义，只是一阵耳旁风，听过即忘。
但是按照逻辑，只要患者还坚持其特定的解决办法，无意识中还想这样“熬”
过去，就很难期望患者真正关注其内心冲突。
另一个需要谨慎开启的话题是理想化形象。
至于在哪些条件下，可以在较早的阶段触及这一问题的某些方面，此刻谈这一点未免离题太远。
然而，还是建议保持谨慎，因为理想化形象往往是患者能够真正看到的唯一部分。
除此以外，这还可能是患者获得某种自尊，避免沉溺于自卑中的唯一方式。
患者只有已经具有一定的现实力量后，才能够容忍这一形象崩塌。
在精神分析初期着手处理施虐倾向注定徒劳无功。
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倾向与理想化形象之间的巨大反差。
即使在稍后的阶段，患者意识到这些倾向后也会满怀恐惧与憎恶。
但还有一个更准确的理由，要求我们把这部分分析工作推迟到患者绝望感减少、能更好地随机应变之后。
如果他还在无意识中相信替代性的生活方式是他仅有的出路，那他就不可能对克服施虐倾向感兴趣。
对解读病情的时机选择，指导意见与上述相似，可用于个体治疗中解读时机取决于特定人格结构的情况。
例如，一名患者内心以攻击性倾向为主导，将情感鄙视为弱点，赞美一切表现出力量的事物，那他必须先想通这一心态及其一切含义。
不论在精神分析医生看来其对亲密人际关系的需求有多明显，如果优先处理这一点那就错了。
患者憎恶这种行为，将其视为对自身安全的威胁。
他会觉得精神分析医生想把他变成一个“伪君子”
，所以不得不保持戒备心。
只有当他更加强大了，他才能容忍自身屈从和自我磨灭的倾向。
对这样的患者，医生也有必要避免在特定时间触及绝望感这一问题，因为患者很可能抵触承认任何此类感受。
对他而言，绝望感就意味着承认失败、自怜自艾，这是一种耻辱，叫人反感。
相反，如果屈从性倾向占据主导，那么，在处理任何支配或复仇倾向之前，患者应先彻底想通“接近”
人涉及的各方面因素。
同样，如果患者将自己视为大天才、好爱人，那么着手处理他对被鄙视、被拒绝的恐惧就完全是浪费时间，而此时处理自卑感就更是劳而无功了。
有时，一开始能够处理的问题范围很有限。
如若高度的外化与僵硬的自我理想化相结合，那就更是如此，因为这种心态容不下丝毫瑕疵。
如果某些征兆显示这种情况，那么哪怕只是稍微暗示患者所处困境的根源在于他自己，患者都会回避对病情的一切解读，这倒是省了不少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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