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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主张清心寡欲，鄙弃世俗的管理实践，极力倡导回归理性轨道的“犬儒主义”
科学管理学产生的根源。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与这种自我认知缺失相关的，是一种盲目，即无视“世界能够从多角度观察，并能够用多种习语（idioms）来描述，或者说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存在多重角度、多种习语，但不存在可用来观察或描述的世界”
。
这种盲目性，实际上是在假定，把实践环节删去以后，这个世界依然存在。
德鲁克的管理学著述反复说明这样一种观点：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这是因为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是相关的。
在管理学家介入实践进行选择时，个人与他人就处于共在关系，他人和我一样也是自为存在，也有自由。
个人要把自由作为目标，只有把他人自由设为条件才可能做到，也即个人自由应以不破坏他人的自由为前提。
管理实践是一种意识存在的前提条件，既可以被看作管理学思想赖以生存的现实，也可以被看作管理学思想试图修改的现实；管理实践一方面在“服从”
管理学理论，另一方面也在“征服”
管理学理论。
但是，这一切都是在马克思所讲的“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
中实现的。
这个“条件”
，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历史境遇。
在德鲁克看来，管理者必须以高度的敏锐性来觉察和分析时代变迁向社会提出的新要求，并以最快的速度向社会、向企业界报告自己的发现，向一线CEO们发出警报，提醒他们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在竞争中可能遭遇的各种危机。
曾经有一家美国公司的经理写信向德鲁克报告说，他的经理班子对德鲁克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要进行反复的探讨，并且总结本企业可以从中获得的教益。
对管理学家来说，恐怕再也没有比这更高的奖赏了。
毫无疑问，坚持这样做的绝不仅限于这家美国公司和它的经理班子。
事实上，自20世纪40年代管理学学术研究兴起以来，德鲁克的文章从来都是企业界，特别是一线经理们关注的焦点和对比学习的标尺，他也因此被誉为“美国公司CEO们的导师”
。
从解决经营管理实践问题和深化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要想取得上述成就必须在本专业内做到以下三点：（1）正确地提出问题；（2）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3）与时俱进，在社会进步的背景下重复前两个步骤。
德鲁克在研究管理实践问题的时候，把人、企业和组织放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来考察。
因此，他能够高瞻远瞩，而他的管理思想不只局限于企业，也不受某个具体组织的限制。
例如，类似于《21世纪的管理挑战》这样的著作所讨论的问题，其影响所及远远超过了管理的范围，也远远超出个人和德鲁克的事业生涯。
德鲁克说得好：“这本书真正关注的是我们社会的未来。”
专家认为，德鲁克的研究方法是社会实践方法，他善于运用历史语境分析法。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德鲁克受马克思、恩格斯和熊彼特等具有欧洲人文科学背景的学者的影响颇深。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东西方学者公认的社会科学的鼻祖，他们开创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实践方法。
而德鲁克的老师、自称是马克思弟子的熊彼特也运用了马克思的历史社会方法。
而他们在当代的衣钵传人就是德鲁克，或许这也是我喜欢德鲁克的原因之一吧。
德鲁克的研究方法完全同马克思等学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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