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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在剖析资本主义管理的发展时，任何时候都是运用社会实践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分析科学技术的发展，把科学技术作为管理学发展的内在因素来考察。
德鲁克同马克思、恩格斯和熊彼特一样，在他的许多著述中研究了科学技术，他的着眼点是考察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管理要素的变化，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及管理变革之间的关系。
德鲁克对科学技术研究表现出一种很强的社会实践观。
德鲁克认为，科学技术就是一种在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起推动作用的革命性力量，管理学的发生和发展从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管理学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在社会实践中获得了发展，反过来又通过管理来配置各种劳动要素、配置知识（请注意德鲁克的知识配置原则是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一项原则），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引起生产和管理制度的变革。
可以这样说，德鲁克的社会实践方法为我们研究科学技术与管理、科学技术与生产、科学技术与管理中各种要素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论。
因此，简单地将德鲁克归入经验学派，将其研究方法归结为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做法，是不全面的。
应该说，德鲁克开创了管理学社会实践学派和社会实践方法论。
这种研究方法无疑向现代管理学主流范式发起了挑战。
这说明，在管理学领域里，即便没有绝对的唯一真理，也有一种对它的追问和商谈。
商谈的前提是管理学意义上对权力平等的追求，以及学术意义上对差异性的尊重。
这种权力平等表现为管理学家与管理实践者之间是平等的，可以进行有效的商谈；表现为管理学家追求的唯知性目标与管理实践者追求的实用性目标之间虽然存在差异性，但并不妨碍二者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并进行协商对话。
在这里，管理学家的思想自由和管理实践者的行动自由既受到约束，也得到了释放。
这才是思想自由或者理论研究摆脱个人自说自话的梦呓，转而追求实践意义的目的所在。
德鲁克非常尊重他的读者和听众，甚至视他们为同样具有高度智慧与社会阅历的人。
在德鲁克的文章和演讲中，他一律用“我们”
取代“我”
，以便让他的读者和听众更容易进入他的世界；德鲁克在演讲时，总是站着与听众进行沟通。
德鲁克在八十多岁高龄时，由于担心圆弧形教室里有学生看不见他，便坚持站着授课整整三小时，因为他认为他是在和“上帝”
说话。
管理者怎样避免选择性懒惰
现实中，文科的不学理，理科的对文字工作避而远之，这种在学校曾存在的“偏科”
现象，在企业中也有诸多表现。
从事营销的对技术点不感冒，技术人员对市场不敏感。
因为职位的不同而形成的“主管的嘴下属的腿”
，说的就是主管和下属各强化岗位要求，致使趋势差别越来越明显，主管能出口成章，但是腿越来越懒。
下属因为在话语权上的弱势，有些就慢慢懒于动脑，懒于发言，只带着耳朵听命，带着腿复命了。
有些管理者管理风格因简单而粗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下属的长处不是视而不见，是根本不知道，也懒得去学习了解员工长处的方法，致使先进的管理方法学不到，只会维持简单和粗暴。
这类现象德鲁克统一归称为“选择性懒惰”
，这种“懒惰”
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因为一个人一旦给自己的强项定位，就会越来越加强其强项，而使其在某方面的弱项遭到忽略，最后的结果使那项弱项成为“惰性元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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