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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事工作的负责人，安南就必须过问这件事。
在让俄国方面相信了交流的好处之后，他突然发现，那位教授只会说俄语。
怎么办呢?难道放弃这一项目吗?那可不行，这毕竟已经花了他不少时间和精力了。
于是他马上要求俄国再提供一名翻译。
莫斯科最终同意了，并为教授和翻译提供了资金。
一年过去了，肯尼亚方面请求再继续交流一年。
安南重新找到了他的俄国伙伴。
在稍稍犹豫之后，负责方最终修正了延期决定。
不过只是让那名翻译继续留下，那位教授必须回老家去。
任何劝说都已经无济于事，决定已经做出。
这样的事情表明，当时的人事管理，尤其像联合国这样一种不同的“部队”
里，是需要某些创造性的。
当时还没有提纲挈领的、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计算机清单，人们用索引卡片、电话、圆珠笔和许多即兴思维进行工作。
此外，人事政策常常足以成为东西方争论的一部分，因为那些国家间组成的集团总是企图在重要的岗位上安置“他们”
自己的人。
所以，尽管从事行政事务，安南也一再陷入权力政治的陷阱中。
20世纪60年代末，安南中断了他在埃塞俄比亚的逗留，1968年，他被委派到纽约的大本营参加为期一年的进修。
他又被安排在人事部门任职，然而这是他第一次接近真正的权力中心。
当时领导这个国际组织的是第三任秘书长，缅甸人吴丹。
安南的房间在29楼，整个纽约几乎就在他的脚下。
今天，联合国已经丧失了它原有的许多魅力，家具破损严重，大楼破烂不堪。
可在当时，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弥漫在东河左右的是“非常高昂”
的气氛。
安南也为这种吸引力所驱使，后来他还一直喜欢回到纽约去。
不过，他还得再去一次非洲，回到埃塞俄比亚的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
纽约的进修给他带来了晋升的机会：他成了那儿的人事部临时负责人，不久以后正式担任了这一职位。
然后，又经过了一年的“非洲冒险”
之后，他似乎准备着再作一次调动。
恰恰在30岁刚出头的时候，他陷入了内心的危机之中，开始寻找新的彼岸，他请了一年长假。
安南重新回到了大学，回到了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修读一年管理课程。
这一次能到麻省理工学院进修，是因为他认识那里的一位教授。
那位教授曾参加过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一次会议。
安南同他攀谈过，并就美国的各种进修机会与这位教授交换过意见，他希望有机会到史隆管理学院修习管理专业。
他的申请得到了肯定答复，于是他得以在1971年6月迁居马萨诸塞州的剑桥。
麻省理工学院是公认的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能在那里读书无疑会在每个人的履历表中写上特别浓重的一笔。
顺便说明一下，安南确实没有拿到过硕士文凭，为了能在未来的职业生涯方面求得更大的发展，他也许还需要它。
从多方面看，这种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到大学里充电对他有益无害。
尽管学业要求很高，但安南还是“享受着精彩纷呈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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