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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食》之后以至于今，他的笔触归根到底都是为着国家与人民根本和长远的福祉。
所以，无论遭逢怎样的境遇，他都坚守着一个“文”
字。
“你掌握的知识，你占有的文化，你读过的许多他没有读过的书，你受过的他哪怕恶补也不赶趟的教育，也就是我那名字中的‘文’字所代表的一切，是他们所拿不走的。
正是这些我拥有的惟一财富，使得我有勇气面对一切。”
（《如此这般》）
正是这个“文”
字，使我觉得还有必要再罗列一些材料，加上几段注释。
1962年初，“双百”
方针曾经一度重现光明，《人民文学》组织发出一批“摘帽右派”
的作品，刊物又见王蒙等人，但没有李国文。
我跟他断了联系，不知他是否“摘帽”
。
岂料他那时也发表过作品，只不过是用了别人的名字。
幸亏那篇小说《银花嫂》，曾得到站得住的名家好评，“文革”
之中虽被查出，却未深究。
如果说1957年在《人民文学》只因一篇小说就被打成“右派”
者，惟有李国文一人，乃是文坛一桩奇案，那么五年后他借名再次发表引人瞩目之作这件事，作为“右派”
作家苦难历程之例证，也可算文学史上又一桩奇案了。
1977年初，政治之冬刚刚解冻，文艺之春尚未到来，李国文以其敏锐的灵性已经感知时代的变迁，趴在居室里的一架缝纫机上，开始创作六十万字的长篇巨制《冬天里的春天》。
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进行第二届，1983年，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才新设立，他都相继获奖并名列前茅。
若将改革题材单列并按时间先后排行，他于1984年推出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荣登榜首。
《月食》之后，他接连不断获得文学大奖，直至本文截稿前夕，他于199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涅槃》，又一次摘取到首届鲁迅文学奖的桂冠。
若以得奖规格之高与次数之多来排座次，他该坐文坛的第一把交椅了。
1997年7月，为纪念《改选》发表四十周年，我约请他写了一个短篇《缘分》，发于1997年9月号《人民文学》的“特别推荐”
，不久即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相继转载。
设使选载频率也算评判标准，李国文就又会得第一的。
从《月食》到《缘分》，二十年间他的创作，持续旺盛，不断出新，每一年度每一季度各种报刊重要版面，都会有他。
如果说七十年代他写《冬天里的春天》，就以“打破时空限制”
而在手法上遥遥领先，那么当九十年代文人随笔兴起，他即刻又成为这一品类的名牌老手。
近十年他的书，平均每年两部，每部三十万字，也就是说，每天至少会有一千五百多字精美艺术产品从他笔下源源出世。
仅就数量而言，同类作家当中，他远远地走在前面。
当然，更值得称道的，是质量与特色。
即便在能与他旗鼓相当的作家群里，李国文之“文”
，也足堪称卓尔不群。
他横空处世，又独立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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