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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芥末堆相匹配的另一特味儿，大概就是豆汁了。
这是老北京人的可口可乐，一个外来移民，要是能够吃芥末堆时甘之如饴，喝豆汁就焦圈时如饮醍醐，这说明他在北京住的年头够多，口味相当程度地北京人化；但一口气能喝下三大碗豆汁，不等于就是地道的北京人。
地域的隔膜，至少得三代五代以后才会完全消除。
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怯生生的外省人，是被社交场合中的那些巴黎人看成乡巴佬的。
可笑话外省人的首善之区的绅士淑女，上数一百至二百年，老祖宗不也是从外省来到巴黎闯世界的吗？中国也如此，晋人南渡，像王、谢这样的豪门望族，在江南贵族眼里，蔑称之为“伧”
，认为他们粗野卑陋，饮食是不堪入口的。
有一次，南人到北人家做客，喝了一口乳酪，回到家，恨不能洗肠。
但到了后来，这种地域差别也就逐渐淡化了。
北京的小吃，说实在的，我不敢恭惟，就以早点来说，在花式品种上，北京不如上海，上海不如广州。
早晨上班，万变不离其宗的豆浆油饼，我也快有半个世纪的“吃龄”
了。
尽管那厚如毯、软如绵、味同嚼蜡、永远也炸不透的大油饼，营养价值和卫生状况都不十分理想，但却是北京上班族的至爱。
一路走，一路吃，有时还举得高高地往公共电汽车上挤，那没有沥尽的油珠，从纸上往下滴，真够呛。
小吃，由于地域所形成的特点，人们对它的癖嗜，说到底，是感情，而不完全是由胃口在起作用的。
尤其当你离得生你养你的这块地域很远，想吃而吃不上的时候，更觉得那是一份无与伦比的美味。
于是，我想起了曹禺先生的《北京人》里的江泰，一位志大才疏、好吃懒做、夸夸其谈，抱着满腹经纶，无人赏识，而怨天尤人、深感委屈的北京人，是当年北京城、小胡同、四合院中吊儿郎当大少爷的典型。
他的本事就是好吃、懂吃，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吃。
他认识北京任何一家馆子的掌柜，也认识任何一家馆子的跑堂，他能一口气说出北京城里十七种风味饮食：“正阳楼的涮羊肉，便宜坊的挂炉鸭，同和居的烤馒头，东兴楼的乌鱼蛋，致美斋的烩鸭条，灶温的烂肉面，穆柯寨的炒疙瘩，金家楼的汤爆肚，独一处的炸三角，以至于月盛斋的酱羊肉，六必居的酱菜，王致和的臭豆腐，信远斋的酸梅汤，二庙堂的合碗酪，恩德元的包子，砂锅居的白肉，杏花村的花雕。”
说实在的，我在北京也呆了半个多世纪，江泰一心向往之京城美食，大部分也欣赏过，不过如此而已。
抗战胜利后，我在南京读国立剧专，很诧异那里的教职员工和高班的同学，一律亲昵地称呼曹禺大师为万先生；原来，他曾在这座学校内迁重庆北涪和江安时教过书。
教我们理论编剧课的沈蔚德老师，曾在当年《蜕变》首次演出中，担任主要角色丁大夫，讲了一些曹禺先生在学校教书写作的情况；于是，我也渐渐理解剧作家的一番苦心孤诣了。
显然，沦陷了的古都北平，对万先生而言，那思亲返乡之念，那国破家亡之感，是流亡在大后方的北京人和相当程度北京人化的外省人，一个共同的解不开的心结。
所以，他才在剧本中，如数家珍地、一五一十地报出菜谱。
这对每一位吃过、尝过、听说过、见识过的人来讲，那被拨动的心弦，会久久不能平静下来的。
所以，小吃虽小，它是一种文化，一种感情，一种地域的独特精神，一种使人们燃起生活欲望的催化剂。
小吃蓬勃，证明生活美好；小吃丰富，说明日子充实。
假如北京的小吃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如同巴黎人那样夸耀他们有上千种奶酪而自豪，我想，芥末堆一定会像朝鲜泡菜一样走向世界。
北京的芥末堆，的确是道可口的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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