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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引车卖浆之流，贩夫走卒之辈，纵使“泥爱”
他的子女，小小泥鳅，能翻多大风浪？但是，官做得越大的干部，“泥爱”
其亲属，任其行凶作恶，听其胡作非为，那后果也越严重，对于社会的危害性也越可怕，最后付出的代价也越沉重。
看来，这也是为官者，尤其为大官者，必须戒之慎之的事情了。
其实，正史对于杨士奇，以及杨荣、杨溥的“三杨”
辅政，还是比较肯定的。
《明史》赞曰：“是以明称贤相，必首三杨，均能原本儒术，通达事变，协力相资，靖共匪懈。”
一方面，朱元璋和朱棣半个世纪的铁血统治，基本上是暴政、是镇压、是不停地杀戮，无论国家的元气，还是百姓的繁衍，都经不起再折腾，需要休养生息；一方面，朱高炽、朱瞻基，乃至朱祁镇，都是无甚才智、无甚作为的平庸之君，因而在敬谨恭勉，求稳慎行的“三杨”
辅佐下，国家能够正常运转，大局能够保持安定。
明代郑晓所著《今言》中称，“惟西杨起布衣，历四朝四十一年”
，杨士奇执政的这时期，明代虽无大发展，但也无大动乱，不能不说是“三杨”
的贡献。
尽管明代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但元末大乱以后，接着又是明初两帝的疯狂杀戮，能够安定下来，老百姓不处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日子里，便是托天之福了。
杨士奇，江西泰和人，出身寒门，早年在乡间为塾师，很清苦，也很努力。
惠帝时，以才学优异荐入翰林，为编纂官，尽管未经科举，以出类拔萃入仕，值得自豪；但并非正途出身，他也是相当抱愧，引为生平一恨。
因此，永乐夺了他侄子惠帝的江山，没有什么资历的他，赶紧投靠新朝。
由于他很表现，也很卖力，定都北京以后，先任编修，后入内阁，再进侍讲，一路青云，升任辅臣。
永乐北巡，朱棣委任他扈从东宫，驻守南都，相当信任他的。
当时，永乐不喜身肥懦弱的长子，属意那个骁勇跋扈的次子，朱高炽差点被废，当不成太子。
杨士奇极力美言，予以回护，才得以无事。
后来，仁宗继位，便立升他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加少保，颁“绳愆纠谬”
勋匾，予以殊荣。
随后进少傅，为兵部尚书，也算是对这位老臣的恩渥和报答。
也许因为这种原因，仁宗当朝，作为宰辅的杨士奇，和以前侍候成祖大不相同。
能够秉公用人，持直主政，能够坦陈己见，谏言无忌。
中国知识分子之可爱处，有了一点发言权，还是能够为国为民做点好事的，正史上对他予以相当肯定。
譬如仁宗登基后，那些在他为太子时，得罪过他的官吏，他一心惩办，大搞报复，是被杨士奇劝止住了的；譬如那些上书歌功颂德的臣僚，因为马屁拍得顺当，仁宗很开心，便要加以提拔，是被杨士奇一一反对掉的；譬如后来成为栋梁之材的于谦、周忱、况钟这些才志杰出之士，又都是他发现引荐而获得重用的。
“雅善知人，好推毂寒士，所荐达有初未识面者。”
（《明史》）
有一位叫顾佐的御史，也是杨士奇起用的人才。
有一次，“奸吏奏佐受隶金，私遣归。
帝密示士奇曰：‘尔不尝举佐廉乎？’对曰：‘中朝官俸薄，仆马薪刍资之隶，遣隶半使出资免役，隶得归耕，官得资费，中朝官皆然，臣亦然。
’帝叹曰：‘朝臣贫如此！
’因怒诉者曰：‘朕方用佐，小人敢诬之，必下法司治。
’士奇对曰：‘细事不足干上怒。
’”
（《明史》）
从这些地方看，杨士奇在尽责为官上，可谓兢兢业业，孜孜不懈。
但是，这样一位极明白事理，极通晓大体的政治家，却因为“泥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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