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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能不承认，时光是最无情的终审法官，任何人、任何事，都得受到它的最后判决。
文学更逃脱不了时间老人手中那面筛子，凡经不起折腾的作家和作品，早早晚晚都会从筛眼里跌落下去。
那些在新时期文学二十年间，起落沉浮，曾经令人刮目相看过的麻雷子或二踢脚式的人物，也许不赞同这样的评断。
因为他们的书还在书架上摆着，名片上还印着一级作家的头衔，时不时地要在媒体上出场亮相、说三道四、指点众生，但这一切又能说明什么呢？具称雄之心，乏接续之力，最终，能够难逃或悄悄沉寂、或向隅而泣、或困兽犹斗、或苦苦挣扎、或成为过眼烟云之命运者，又有几人？
当然，由于印刷术的发达，音像科技的进展，估计以上衮衮诸公（诸裙钗）的那一套套洋洋大观的文集，留存到下个世纪，是绝对可以办到的，这也是我国乃至世界图书馆总得不停扩建的悲剧所在。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不是货真价实的不朽，即使留存下来，藏之名山，束之高阁，传之万世又如何？还不是图书馆的累赘和负担？
德国人叔本华，爱说一些令别人扫兴的话，这位哲学家就说过：“如同地层依次保存古代的生物一样，图书馆的书架上也保存着历代的各种古书。
后者和前者一样，在当时也许洛阳纸贵，传诵一时，而现已犹如化石，了无生气，只有那些‘文学的’考古学家在鉴赏而已。”
此公还以一种感伤的心情向我们描述：“据希罗多德（Herodotus希腊史家）说，薛西斯（Xerxes波斯国王）眼看着自己的百万雄师，想到百年之后竟没有一个人能幸免黄土一抔的死的命运，感慨之余，不禁泫然欲泣。
我们再联想起出版社那么厚的图书目录中，如果也预想到十年以后，这许多书籍将没有一本还为人所阅读时，岂不也要令人兴起泫然欲泣的感觉？”
叔本华这一席话，认为作品在十年以后便无人问津，听来有点杀风景，也太戳作家的肺管子。
细细思量，当今这些名流、亚名流、半名流、自以为的名流，也包括我这等没出息的末流，恐怕到不了十年，印出来的书就得送去造纸厂化浆了。
说来不怕丢脸，每年秋天，北京城里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都要办一次特价书市。
所谓特价，即是打折。
看到自己的书堆放在那里，打到三折、两折，几乎等于白送还卖不出去的窘状，除了把鸭舌帽拉得更低，如鲁迅诗所描写的“破帽遮颜过闹市”
那样，假装看不见地快步离开，还有他法么？
由此想开去，这几年里，常常挂在文学界一些大师、准大师嘴边的，走向世界呀，与世界接轨呀，如何向诺贝尔文学奖进军呀等等时髦话题，恐怕也难免这种名实两违的悲哀。
谈得起劲的先生女士们，也许是看不到或者假装看不到，他们那些译成外文的书，在外国书店的冷僻角落里，同样存在着打折也无人问津的尴尬。
可听他们的口风，在中国，至少应该有两位数的同行，好像是有希望的此项大奖的角逐者，不但把领奖时穿的西服和演说词准备停当，并且，如何消费掉那近百万美元的巨额奖金，也不知为之伤过多少脑筋。
呜呼！
这样一来，我不禁杞人忧天起来，那位总是口惠而实不至的马悦然教授，还好意思老来叨扰中国吗？其实，这也怪不得惟一懂汉语的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
中国作家若有一点自省精神的话，这就用得着鲁迅的诗了，“文章得失不由天”
，货跟不上，马教授再抬举，也是白搭。
希望不朽、努力不朽，是中国文人一种根深蒂固的永恒情结。
曹丕早说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从他那时开始，这番极具蛊惑力的话，一直被数千年来中国作家正式地、非正式地、公开地、非公开地奉为圭臬。
但能否不朽，常常不以自己的意志而定。
当然，认为已经不朽或将要不朽，私底下骗骗自己，取得一点心灵慰藉，自我陶醉，当无不可；小圈子朋友之间，互相吹捧，彼此封王，也无可厚非；但拜托千万别过分当真，别假戏真做，那样，就有点痴人说梦了。
所以，回到正题上来，不能不由衷地敬服鲁迅这位真正大师的预见，一百年前写的这句诗，一百年后琢磨起来，还挺有味道，挺有针对性。
就是它道出一条真理：文学的不朽，在于其文学内在的生命力，“文章得失不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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