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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以外的因素，可能起一时的作用，却决不会起永远的作用。
而生命力，大概就体现这位作家、这部作品，是不是经得起折腾上，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只要有人在折腾，说明这位作家、这部作品，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生命力。
时间相隔愈久，仍被折腾不止的话，就说明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譬如最近，有几位勇敢的年轻人，声言非要将鲁迅这块老石头踢开，正说明鲁迅先生不但作品活着，好像他这个人还未死去，仍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景云里的那幢楼房里，是他害得这些可爱的小伙子们难以出人头地，所以才恶声恶气要他挪挪地方。
因此，无妨如此说，鲁迅不死；当然，不死的是他的作品。
能不能长久地经得起后人折腾，是文章不朽的试金石。
不知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的多愁善感呢，还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的世纪末综合征，去年，加上前年，好多德高望重，以及德并不高、望也不重的名流组合，开始热衷于总结20世纪的中国文学，纷纷进行一种《封神榜》的封神运动和《水浒传》聚义厅里排座次的游戏，真是好不热闹。
据说，喜欢回过头去看的人，是一种从生理到心理上都在接近衰老的表现，凡衰老，先糊涂，而糊涂，必颠倒，一颠倒，便语无伦次，搞七念三。
但我很惊讶地发现，在所有此类性质的排排坐吃果果的牌桌上，这些拥有投票权的先生们，还不到王熙凤所说的“糊涂油蒙了心”
的程度，总是能清醒地把鲁迅先生放在首席位置，就冲这一点点的明白，实在令人对他们的智商刮目相看。
本世纪，从白话文出现起，至今能够时常挂在中国人嘴边的作家，首推鲁迅先生，即使往死里反对他的人也不能（或不敢）持异议。
哪怕撇开他的小说、他的杂文、他的译作、他的学术研究这一切不计，仅就他笔下的这位阿Q的人物形象而言，哪怕到21世纪、22世纪乃至更远的世纪，恐怕也不会轻易退出中国人的话语体系。
我们知道，《阿Q正传》是1921年12月4日开始在北京《晨报副刊》连载，次年2月2日载毕的。
1923年8月，将其编入小说集《呐喊》由北京新潮社出版。
除1925年5月26日，为俄文译本写了一篇短序外，直到1926年12月3日，也就是距这篇作品发表以后的整整5年，鲁迅才发表文章谈到《〈阿Q正传〉的成因》。
以今日之眼光看，鲁迅对于他自己作品的宣传工作，实在做得太差了。
此后，隔了13年，直到1934年11月14日和18日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应剧本改编者的公开要求，才不得不在报纸上提及这篇小说。
看来，他拙于炒作、默守古风、埋头写作、不事推销，是可以肯定的了。
也许，他还保持着中国文人的那一点最可贵的清高品质；也许，他还相信“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的无须张扬的做人准则；也许，他对商品经济的运作过程相当陌生，不强烈的拜金主义；也许，他只想当文学家，而不想当文学活动家，懒得去张罗那些外务。
所以，他未能如近来一些作家，拿到版税，马上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私家车。
由此可见，今人也许写不过前人，但适应生活获得更大利益的本领，要比前辈们聪明得多，也狡猾得多。
因此，有些为先生抱屈，假如，他若是另一个比较随俗的鲁迅，对于声名、对于利益也比较在意的鲁迅，按照90年代出书的一般规格，我想他至少应该做到：
小说问世的第一个月，在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设茶点，供小酌，并发纪念品，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邀请诸如《晨报》、《商报》、《京报》、《国闻周报》的主编、发行人，还有上海《申报》的驻京特派员，以及《朝日新闻》、《字林西报》等外报记者，发给他们新闻稿，在报刊上形成第一波的舆论攻势。
第二个月的某个星期天，在台基厂的六国饭店，召开一次作品讨论会，请柬印上的“会后有工作餐”
字样；当然，不能一只饭盒马虎了事，总得有中西合璧的正餐供应才是。
“老虎总长”
章士钊，自是不会请的；“我的朋友”
胡适之，请了也未必出席；但傅斯年、钱玄同、孙伏园、刘半农、齐寿山、沈尹默，以及京城文化界其他重量级人物，怎能不光临呢？自然是鱼贯入场，踊跃发言，鼓吹誉扬，不遗其力，这样，就在文坛造出第二波权威人物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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