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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有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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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2月21日的《京报副刊》上，有一篇鲁迅先生对“青年必读书”
征求意见的答复。
其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
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
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是距今已是70年前的往事了。
或许如他在一篇《小杂感》里说的那样，“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
，一石击起千层浪，他的这篇《京报副刊》上的答复，随即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论战。
说到底，还是几年前那场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的延续。
其实持非议观点的人，对先生所以愤激而极端的看法，并未完全理解。
因为“五四”
以后的文学革命，很难突破与旧体制、旧思想、旧传统、旧观念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言文，也就是通称之为古文的障碍，更遭受到那些曾经阔气和正在阔气的复古主义者的强烈抵制。
因此，在文言文占绝对优势的时候，鲁迅先生大声疾呼“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个抱着古文而死掉，一个舍掉古文而生存”
，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
所以，他本着“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
一贯精神，对这张报纸提出来的“青年必读书”
的问题，做出了这样一个矫枉过正的回答。
鲁迅先生发出来的声音，对在全国范围内占垄断地位的古文提出挑战，是具有警醒意义的行为。
我生于1930年的上海，等我进小学和上中学的时候，新文学运动，已经波澜壮阔，至少在大城市里，在实施现代教育制度的学校里，古文基本上退出了文字的流通领域。
以白话文写作的作家，如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冰心、丁玲，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因此，我记不得小学的语文课本里有唐诗、宋词，也记不得中学的语文课本里有韩、柳、欧、苏的文章，在白话文逐渐全方位进入文化领域的那时，即使选录一些古典文学作品，大概也是为数不多。
因此，我才没留下什么印象，相反，那些现当代文学的奠基者，对我倒产生了深刻影响，最终使我走上了文学之路。
现在回想起来，我受到的古文训练，倒不是从当时的语文课本而来。
基本上完全是在家庭的督促，环境的熏陶，从死背硬记开始，先是硬着头皮，渐渐发生兴趣，然后到接受，到受益，到深感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矢志活到老、学到老的。
古汉语的命运，终究维系于辉煌的中华文明，植根于中国这块土地上，因此，其生命力应该是不会衰竭的。
我记得，三十年代，在离城市并不很远的乡村，也还有科举时代曾经盛行过的私塾，甚至到了五十年代，在偏远地区，也有类似私塾的家学存在。
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经济负担的原因，交通不便的原因，也还有出于中国人固有的传统思想的原因，不愿意把孩子送到所谓洋学堂里读书。
当时，城市的学校在农村人的眼里，除了能够识字的语文课外，那些常识、算术、英语、劳作、美术、音乐等课程，是没有什么用场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谈背诵有益的杂感，讲到这种古老的私塾教育，虽然其教学方式完全背离于时代，落伍于生活，但是，私塾的强调背诵，即使在现代语文教育中，也是不可忽略的一环。
我有一位居住在乡下的外祖父辈的前清秀才，入民国后，功名不成，便以塾师为业，在乡闾间，是颇有名望的一位老学究。
他教过的学生，其出息者，有留洋、有当官、有领兵者；没出息的，当然更多，不过，老人一句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那就不是他的责任了。
暑假期间，家长便让我回乡下去，在那里补习古文，好像我有这样一位斯文长辈，作为后生的我等，要是古文一窍不通，便如薪火相传就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似的。
于是，我就坐在板凳上，读那些儒学的启蒙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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