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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对我倒不严厉，别人背不出来，是要吃板子的，我背不出来，就例外豁免体罚了。
我说：“我不喜欢背。”
他说：“要学古文，就得背，而且必须背得滚瓜烂熟。”
我问他：“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是先讲课，你为什么不讲？只教识字，识了字以后就只是背书？”
他的回答：“背多了，你就自然明白了。”
后来，我读《红楼梦》第九回，贾宝玉上家塾，其父贾政讲的一番关于教育方法的话倒是今古同源、如出一辙：“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讲明和背熟，其实是两回事，也许老先生好一口酒，晚年愈耽迷其中，精力有限，在他的私塾里，于是只有背熟一道而无讲明之说。
因此，也有家长持异议者，他的解释很简单，你愿意来念就念，不念请便，还挺拿大。
横竖他那些留洋的、当官的、带兵的学生，是他最好的广告，从来不愁生源。
我家不也利用暑假，要我到老人家这里开小灶，来打好古文基础吗！
很久很久以后，我也琢磨出来这位老秀才的见解，不无道理。
对一个童稚气十足的孩子，给他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真是如让顽石点头，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但确如他所说，书背得多了，人长得大了，知识面也拓展了，还真是“就自然明白了。”
在多多益善的背诵中，达到融会贯通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对此，我是有真切体会的。
随便举一个例子，旧时坊间出版的古籍，通常无标点，很难一口气连贯地读下来，这时已经上中学的我，曾经求教于老人，如何句读之法。
他反问我，句读有法么？我也相信确是无法，但无法之法，意是应该有的，他想了想，还是只有多背书这个法子，他说，书背得多了，也就自然明白哪里该顿、哪里该断了。
我为一家出版社撰写《莎士比亚传》，在检阅大量资料时，发现这位文豪的童年，也是在背诵中开始他的文化积累的。
看来，背诵，不光中国，外国也有。
我记得凌叔华记辜鸿铭的文章中说，这位民国后还拖辫子的满清遗老，留洋归来，在北平当大学教授，能够一口气背诵出上千行的密尔顿《失乐园》。
看来，背诵，启发智慧，增加修养，激发才华，加深记忆，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篇短文在报纸发表出来，过了好些日子，收到副刊编辑转来的读者来信，信中说，现在儿童的学习负担，已经够重够重，有必要再增加背诵的古汉语课文吗？我很惭愧，我没有做过调查研究，也不了解目前语文课本中古文的成分究竟占多大比例？因为我们家也没有在小学读书的学生，不了解现在语文课背诵的情况。
但我坚持短文中的观点，如果脑海里能记住这些古诗词和古人的文章学问，总比脑海里一片空白要好。
因为我深有体会，由于解放后的语文课本，在一度厚今薄古的文化思潮下，古汉语的篇幅在教科书里是屈指可数的。
所以，这一时期在校学习，尔后成为作家的同行，尽管他们非常努力地在充实自己，仍然时不时要暴露出他们在传统文化的相对弱势，出现完全不应出现的语文知识方面的硬伤。
所以，我主张不但要大量阅读一些古文，还应该适量地背诵一些古文。
作为语文教学中的背诵，应该从做学生开始，背诵我们这个拥有五千年文化中的精彩篇章，这样持之以恒，不仅仅构成一生享用不尽的文化财富——你要是能背诵出一百首唐诗，比一首也背不出来的人，肯定有着不同的精神世界——而且据科学家研究，人脑，只是不大的部分被使用着，更多的部分实际是在闲置着的。
因此，强记硬背、是增强、激活、开发脑细胞的再好也没有的手段。
更何况古汉语的音节言简意赅，古汉语的语法短句多、长句少、复合句更少，是最适宜于记忆和朗诵的。
在鲁迅先生那个时代，出于与封建文化战斗的需要，建议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
其实，他自己“还要翻翻中国书”
，他更说：“我读确是读过一点中国书，但没有‘非常的多’；也并不‘偏不让人家读’。
有谁要读，当然随便。”
经过了七十年时光的沉淀，经过了“文革”
的虚无主义，经过对于传统文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总结，我认为，进入21世纪的中国，是举世瞩目的发展中的大国，也是既拥有古老文明，同时又是日益现代化的中国。
因此，以培养21世纪中国人的学校教育中，以恢宏大气、兼收并蓄、凝聚民族精神、弘扬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中华文明为编纂目标；那么，可琅琅上口地朗读，可一鼓作气地背诵的古汉语，占相当篇幅的语文课本，肯定会对人才的培养、文明的建设、时代的进展、国力的增强，做出贡献。
背诵，是学习中国语文，尤其是古汉语的必不可少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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