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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政之后，贵族政治在中国已基本消亡。
皇权的专制淹没了一切。
但是，无法表达贵族政治意愿的“士”
，却一直以个体的方式存在。
当他们的理想诉求一次次遭受残酷的打击后，他们被迫退而求其次。
“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
，自觉降格为统治者的驭民工具，这是民族的悲剧。
所以，后来的“士”
，已无复春秋战国时期那种鲜活的贵族精神。
但是，不管士人的精神如何受到扭曲，毕竟，中国贵族精神的薪火还在他们中间流传，这也是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最不放心的问题。
唐与宋两朝，中国的士人尚在政治舞台上发挥较大的作用。
尽管他们的政治想象力已大大萎缩，但在治理国家时，他们还可以表现自己生命的**。
到了明朝，入仕的读书人连唐宋的遗风流韵都不敢奢望。
朱元璋只希望在他的国度里出现大批的工具性的人才，而并不愿意看到与“政统”
抗衡的“道统”
成长起来。
思想者在他的眼中，只能是瑟缩的檐雀而非翱翔九天的鲲鹏。
立国之初，朱元璋深感治国的人才奇缺，有一天他找来中书省（后来被他废掉的这一相当于宰相府的机构）的大臣，对他说：“自古圣帝明王建邦设都，必得贤士大夫相与周旋，以至成治。
今土宇日广，文武并用，卓荦奇伟之士，世岂无之？或隐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开导引拔之，则在下者无以自见。
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俱以名闻。
若其人虽不能文章，而识见可取，许谒阙面陈其事，吾将试之。”
这一类的话，朱元璋讲过很多。
单看官方的史籍中留下的圣谕，我们会觉得朱元璋是一个非常尊重人才的圣君。
但实际情况是，帮他运筹帷幄打下江山的三大士人朱升、刘基和宋濂，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
此后的解缙、方孝孺，以及明中期以后的张居正、戚继光、李贽、袁崇焕等等，有谁不是在历史中留下悲惨的结局呢？
朱元璋喜欢用奴才，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拙著《张居正》中，我曾借张居正的口说过这样一句话：“当奴才不要紧，怕的是只当奴，而没有才。”
明朝历代官员，有不少奴性十足的人。
对这种人，窃以为亦不可一概否定。
套用一句现代术语：“所有的商品，都是为市场准备的。”
购买者的意愿决定了商品的价值。
奴才的最大消费市场永远在皇帝那里。
单论奴才，品种不一样，在皇帝那里得到的信任度也不一样。
单纯只有奴性，虽可见宠于一时，终因不能办成什么事情而遭到遗弃；奴性多一点而才能少一点，可当皇上的家臣；奴性少一点而才能多一点，皇上会对他“限制使用”
，不到“挽狂澜于既倒”
之时，断不会受到重用，王阳明、张居正便属于此类。
皇帝最喜欢的一类，便是奴性与才能俱佳的人。
这一类人，亦不可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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