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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出仕为官，也分化得极为厉害。
一些人秉持正义，为民请命；而也有人挟权自用，贪鄙无度。
朱元璋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对为官者特别苛刻，简直到了“防官如防贼”
的地步。
应该说，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也想真正地为老百姓谋求福祉，但因自己耻于六义，难免给后世留下微词。
帝王的学问观，读书观，对当世影响甚巨。
也就是说，他的好恶，直接决定了“读书种子”
的优劣，更决定一个朝代的文运兴衰。
关于学问，朱元璋曾对翰林待制秦裕伯说过一段话：“为学之道，志不可满，量不可狭，意不可矜。
志满则盈，量狭则骄，意矜则小。
盈则损，骄则惰，小则卑陋。
故圣人之学，以天为准，贤人之学，以圣为则，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则岂能充广其学哉？”
很明显，这段话经过文人的修饰。
以朱元璋肚子里的那点墨水，说不出这种文绉绉的话。
但话里头的观点，无疑出自他的思想。
他认为世上的学问都要以圣人为准，而圣人的学问则以天为准。
谁代表天呢？当然是他这位皇帝。
他认为真正有用的学问，就是能够帮助朝廷稳定政局，保固国本。
他对詹同说：“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
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
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
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扬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世务者，无事浮藻。”
这段话，非常完整地表达了朱元璋的学问观。
在他看来，天下读书人的文章，要么“究道德之本”
，要么“达当世之务”
。
舍此两种，皆是无用之学。
因此，他非常瞧不起汉代才华横溢的大才子司马相如和扬雄，认为他们的文章无补苍生。
他告诫当代的读书人不要学他们“无事浮藻”
。
比之“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的汉文帝，朱元璋的识见的确高一筹。
他知道什么是人间的大学问，他要在他统治的国家里，提倡一种讲求实务的学问风气。
一次，朱元璋心血**，亲自跑到国子监给太学生们讲课，他说：“孔子作《春秋》，明三纲，叙九法，为百王轨范，修身立政，备在其中。
未有舍而能处大事决大疑者。
近诸生治他经者众，至于《春秋》，鲜能明之。
继今宜习读，以求圣人大经大法，他日为政，庶乎有本。”
朱元璋这个观点的偏执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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