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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谋划，也许从根本上就有问题。
借助君权，自上而下的改革倒是不错，但当时中国的君权并不在光绪皇帝手里，一个事事需要请示的皇帝，你要他学彼得大帝、明治天皇，乾纲独断，独断的路径在哪儿呢？权尚不存，谈何独断？换一个角度，既然光绪没有权力，那么，你们怎么就知道，慈禧太后就一定不肯变法，一定会做变法的阻力呢？一门心思围绕光绪做文章的结果，撞到南墙上，大概最后只能是军事冒险，背着光绪，策动一个军事将领，囚禁或者干掉慈禧太后。
当然，这样的冒险，实在过于儿戏。
让一个手下只有七千人的袁世凯，冒死做造反杀头的买卖，怎么可能期待人家会做呢？况且，肩负说服袁世凯使命的谭嗣同，手里并没有皇帝的手令。
在那种时候，慈禧将近四十年的统治，声势尚在，即使袁世凯肯做，他的手下也未必会做。
这样的冒险，一旦实施，就只能彻底而迅速地毁了变法，把他们钟爱的皇帝变成了囚徒。
而维新党人，非死即逃。
所有开明人士也都连带着被打击，连洋务派都噤声了。
戊戌政变之后，一个在日本跟康有为和梁启超打过交道的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来中国游历，走到各地都要见一见中国的时务之士。
在上海，他见了昔日跟康梁一起变法的同志张元济。
此时的张元济，已经因政变丢了官职，来到上海托庇于租界办南洋公学。
谈起康有为，内藤说：“康南海曾于东京见之，其人才力有余，而识量不足，缺乏沉着态度。
又志欲共济一世，而必以学义异同，喜自我标榜，与人辩驳，所以其事易愤。
大凡事功之人，必忌以学义立偏见，是自限其势力，大不可行也。”
这一对康有为的评价，核心的意思就是说，康有为对自己的学说过于执着，但意欲建立具体功业之人，实际上不能对某一学说过于执着。
如果这样的话，不仅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且自己限制自己的势力发展，根本无法成功的。
张元济十分同意内藤的看法，他说：“康之为人，欲以所学束缚众人，又授人以瑕隙，致生意外之衅，正如先生所言。”
也就是说，一个固执自己学说的教主，没法从事具体的政治操作，一旦进入，一边不能让人们背离他的学说，一边又弊端丛生，不出事才怪。
出了事之后，逃亡的康梁，又在国外拼了命地骂慈禧太后，哪儿不堪说哪儿，非说慈禧无非是先帝的一个小妾，没资格做皇帝的妈。
全然不顾慈禧的太后资格其实是咸丰皇帝定的。
而光绪能够做上皇帝，则完全是慈禧一手安排的。
这样的混骂，他们倒是解气，可是实际的政治效果，却只能有助于把慈禧推到反面，让中国政治大幅度开倒车。
即便像张元济、严复这样参与和同情变法的人士，也对康梁辈大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失去了士大夫应有的风度，徒令国内的新党人士感到惭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异域人的见解，的确是诛心之论。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出了一个康有为，也许是中国思想界之幸，但绝对是中国变法之灾。
教主，做不了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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