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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题目不宜太大,应‘小题大做’。
为了主持你的口试,我临时抱佛脚,还特别从‘中研院’的图书馆借来了这么一大堆书,每天晚上要准备到深夜三点钟才能休息。”
接着他便问罗锦堂:“听说你在香港新亚书院教书,钱先生的情况怎么样?”
罗锦堂回答说,钱先生对自己很器重,他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深造,也是钱穆大力推荐的。
同时罗锦堂就借这个机会,把钱先生要他转达的话一字不漏地全向胡先生说了。
胡先生听后低着头,不发一言,然后哈哈大笑了一阵,也没说什么,只说:“你回去也替我向钱先生问好!”
当罗锦堂回到新亚书院,去见钱先生:“您的话都转告了,但胡先生不发一言,只是哈哈大笑。”
钱先生听了,也不发一言,只是睁大他那炯炯有神而又深藏着无限智慧的眼睛,凝视了罗锦堂一下。
罗锦堂心想转告的任务已完成,就向钱先生告辞了,走出院长室,对这两位学术界领袖的“不发一言”
,始终想不通!
于右任有请
于右任是中国第一草书大家,也是万里副委员长的岳父,罗锦堂与他的交情颇有传奇色彩。
1952年,罗锦堂从台湾大学毕业,受了一年的军训,然后又考人台湾大学文科研究所深造。
那时的研究生只领50元新台币研究费,连买肥皂、牙膏都不够,更不用说穿衣、吃饭了。
就在这样困难的情形下,他的老师董作宾让罗锦堂在他所主持的杂志当校对,于是罗锦堂的生活有了着落,可以安心读书了;同时董作宾也建议罗锦堂为大陆杂志写些文章,罗锦堂就在他的鼓励下,经常撰写有关元明散曲的短文。
没想到那些短文被于右任看到了,他颇为赞赏,就向董作宾先生打听:“经常在大陆杂志上写元明散曲的罗锦堂,究竟是哪个学校的教授?”
董作宾笑着说:“他不是教授,只是一个台大的研究生,而且还是你们西北的甘肃人哩。”
于老一听董作宾说罗锦堂是甘肃人,撩拨了他的故乡情,因为他的母亲也是甘肃人,这种“亲不亲,故乡人”
,是谁也免不了的。
不久,于老在监察院找到了甘肃老乡监察委员曹启文先生,让罗锦堂在他青田街的寓所和他见面。
于老是当大官的,罗锦堂只是一个学子,见了面也无话可说,罗锦堂就没上门拜访。
过了几天,曹委员找到罗锦堂,问罗锦堂为什么不去看于老,罗锦堂说:“不敢高攀。”
曹先生便说:“嗨,于老那么大的年纪,他想见你,你不肯去,难道还要他跑到台大学生宿舍去看你吗?”
在曹先生的劝说下,罗锦堂只好硬着头皮去见他了。
可是到了门口,守门的人问罗锦堂为什么要见院长,是否要有事相求?罗锦堂说不是;他又问是否来要钱,罗锦堂说也不是。
因为那时候的流亡学生很多,经常有向政府官员找事或要钱的情形。
那门人很奇怪地说:“你一不找事,二不要钱,究竟要来干什么?”
罗锦堂也不好说是院长请他来的,这恐怕守门的也不相信,只好知难而退,心想做官人的架子还真大呀!
回到台大宿舍的第二天,曹委员派人来问他:“昨天为何没有去于老寓所?害得于老白等了一个晚上。”
罗锦堂就把那天晚上的情形一五一十地说给他听了。
当天下午,监察院的秘书送来了一封于老的亲笔信,要他持此信前去,守门的人果然很客气,立即通报。
没有多久,远远就看到于老穿着便衣,加快脚步迎了出来,连手杖也没有拿。
罗锦堂心想:“手杖是于老的标志,是从不离身的,为什么今晚于老没有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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