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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想着，于老迎面而立，他突然感到不自在，知道自己忘记拿手杖，就把手搭在罗锦堂的肩膀上，要他扶着走进客厅，坐下来后，副官送上茶，于老立刻叫出他正在台大数学系读书的小儿子，介绍给罗锦堂。
然后，罗锦堂就与于老天南地北地聊起来了。
聊到高兴时，于老想吸烟，罗锦堂顺便拿了火柴上前去点烟，吓得于老大叫：“你千万要小心呀！
不要把我的胡子烧着了！”
说完他们相视而笑。
从此以后，于老要罗锦堂每周星期六的晚上，都去他家一次，同时还要罗锦堂为他找些风格雄放的诗词，以便为人写字用。
此事被有些喜欢于老书法的朋友知道了，大家都托罗锦堂向于老求字，可是于老写字时，最苦恼的事是没有人替他磨墨，罗锦堂便自告奋勇，不但磨墨，而且还拉纸。
字写好后，由于印章不在书房，是由他的副官保管，于是又得找副官去盖章。
于老不管写多大的字，也只盖上那么一个小小的印章，罗锦堂感觉很奇怪，就问于老：“为什么不换个大一点的印章？”
于老说：“别人送我的大小印章很多，我都不用，只用这个小小的印章，那是有纪念性的。
因为它是民国初年的国务总理徐世昌先生刻好送给我的，所以我一生只用此印章，不用其他的了。”
可见于老是一个多么念旧讲友情的人。
罗锦堂的《中国散曲史》在于右任的帮助下出版不久，他又投考设立在师范大学高级国文研究所的博士班攻读，于老知道了，十分高兴，鼓励他不但应在古典文学上多多努力，而且对新文学也得用心，不要偏废。
有一次，天降大雨，罗锦堂未打伞步行到师大上课，走在和平东路上，突然一辆汽车从后面擦身而过，水花四溅打湿了罗锦堂的衣裳。
他正要生气时，从车上走出一个人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于老的副官，他说：“院长说天下大雨，路面太滑，让我送你到学校去。”
由此可见他老人家对后辈的关爱了。
在师大研究所三年，修完学分，考完第三外国语（法文）的口试和笔试，罗锦堂取得了博士学位候选人的资格，只等最后一关口试。
这时于老对他说：“日本虽然是小国，可是民族性很强，做起事来认真而努力，值得我们借鉴。
你最好能到日本再研究一段时间。”
罗锦堂说：“台湾只有我一个人，纵然想去，但经费恐成问题。”
于老说：“只要你去，我可以写信给岸信介（当时日本首相），他是我的朋友，一定会帮忙的。”
这话才说了没有多久，刚好香港新亚书院的院长钱穆先生与日本京都大学的教授吉川幸次郎先生，共同推荐罗锦堂到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于是罗锦堂就整装赴日。
临行前，于老写了两句话送罗锦堂：“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
罗锦堂在去日本之前，由于在台孤身一人没有担保，便无法出境，于是就与曹晓芸结婚，然后把她留台当作“抵押品”
，才办理赴日的手续。
于老听说他要结婚，非常高兴，而且还一口答应，要当他的证婚人。
同时还笑着要把他的一栋别墅暂时作罗锦堂的新房。
罗锦堂知道，那栋别墅，不是于老自己的，而是蒋夫人宋美龄借给于老的，位置靠近阳明山，风景绝佳，而且也很凉爽，名画家张大千先生在台北开画展时，就住在那里。
罗锦堂以交通不便，上下山都要乘车作为借口不肯搬去。
于老又说，他可以每天派司机送菜上去，但罗锦堂仍然婉拒，因为那样做，他想反而给他老人家带来不便。
于老又说，他有一个朋友，在延平北路开旅馆，罗锦堂也可以暂住，不会收任何费用的。
罗锦堂考虑再三，总觉不妥，依旧谢绝，但对他老人家三番两次，不厌其烦地替他安排住处，至今仍感念不忘。
最后还是在友人原瑞麟先生的介绍下，在新北投租了一间便宜的旅馆，一直住到罗锦堂要去日本时为止。
罗锦堂新婚之夜，刚落下帷帐，突听敲门声甚急，开门一看，原来是于老的副官，他说：“院长想起了一个问题，所以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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