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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在云南的大理，从南诏时期，隆舜王把佛教尊为“国教”
，到大理国时代，二十二位皇帝中就有十位出家，上至国王下至庶民都以出家为荣，全民笃信佛教。
乃至慈禧太后也欢喜人家喊他“老佛爷”
，可见大家都以在佛教里有一个名号为殊荣。
这许多帝王以佛法治国，推动人间的政治，推行人间的佛教。
龙门石窟第1280窟奉先寺虚舍那佛像
唐上元二年675），石，河南洛阳
而历代高僧大德，虽不像帝王将相直接掌政，但爱护国家之心是一样的。
他们心系国家社稷的安危，关心庶民百姓的忧悲苦乐；或以国师身辅佐皇帝，或现宰官身为国献策参谋。
如南朝刘宋“黑衣宰相”
慧琳法师，受文帝信任入京问政，为出家人在朝为相辅佐国事的先例；北魏道人统法果法师，受北魏太祖、太宗倚重，时常请为咨询国事；宝志禅师为梁武帝国师，唐朝慧忠国师受三朝皇帝礼遇，综观历代担任国师者不只百位以上。
他们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业，辅佐仁王治国，让君王感到安心，更能为国家社稷奉献心力。
第一位对中国佛教影响深远的皇帝是东汉明帝（即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他派遣使者，迎请佛教到中国来，敕令建寺、尊重佛教，正式开启佛教在中国流传的历史。
五胡十六国时期，佛教于北方发展兴盛，以佛图澄、道安、鸠摩罗什大师等，受到胡人君主护持、推崇，让佛教普及，弘法布教贡献最大。
如：佛图澄以神异行持感化嗜好杀人的石虎、石勒，被尊为国师，为国家军事献策，救了多少生灵。
石勒更将宫里的幼童送到佛寺学佛，每逢四月八日佛诞节，亲自到寺院浴佛祈福，全民信奉佛教。
道安大师劝谏苻坚休战，受苻坚礼请回长安，致力经典翻译、注疏，并制定僧团规矩；韩国、日本有佛法，也是从苻坚赠送佛像、佛经开始。
后秦君主姚兴礼鸠摩罗什为国师，设立中国第一个国家译场，罗什流畅典雅的翻译，为佛教义理的传播带来空前的贡献；姚兴敕命罗什的弟子任僧正、僧录（等于今日佛教会的领导人）等职务，这是中国佛教僧官制度的开始。
说到“僧官”
的设置，主要因应国家政治、社会发展，由国家任命德高望重的高僧，给予官职、俸给，从事纠察违戒失职的僧众，协助国家推展人间佛教。
后秦称“僧正”
，意思是须先自正然后才可以正人；南北朝以后，历代承袭制度，名称有所变更，如从唐朝以后，有僧正、僧录司、大僧正、左僧录司、右僧录司等不同官名，他们的地位相当高。
到了南北朝时期，素有“皇帝菩萨”
之称的南朝梁武帝，是中国第一位以转轮王理念治国的皇帝，他撰写《断酒肉文》，为中国佛教僧侣素食戒律的开始；受持菩萨戒时，有四万八千人跟随受戒，也是第一位出家的皇帝，通达佛教教理，常为四众讲经，著有《涅槃经》《净名经》等义疏百卷，今天我们常礼诵的《梁皇宝忏》及《水陆仪轨》，都与梁武帝有关。
北朝时期历经二次毁佛事件，伤害佛教相当大，后由魏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等复兴佛教事业。
其中，文成帝命昙曜担任“沙门统”
，执行开凿云冈石窟，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佛教艺术石窟，2001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骄傲。
献文帝虽在位仅有五年，但他在平城建寺、造佛塔，在城中呈现了“佛教都市”
的景观。
这让我想到位于北京的潭柘寺、戒坛寺（戒台寺），建筑时间比北京城还早，所谓“先有潭柘后有北京”
。
过去恢弘堂皇的原始风貌，虽然至今无人修复，但雄姿还伫立在北京城的郊区，可见得当时人民对佛教的信仰虔诚，以及佛教与国家建设的相互关系。
未来假如能复兴起来，在全世界的文化里，可以说是“文化宝库”
。
意思是假如把它庄严起来，全世界的人都会来朝拜。
进入隋唐，中国佛教达到最兴盛成熟的时代。
隋文帝人称“佛教皇帝”
，兴佛治国，造寺抄经，启建舍利塔八十三处之多，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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