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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幼在般若寺成长，抚养他的师父智仙比丘尼圆寂后，还为其筑宝塔，并作传纪念，此塔至今还伫立在南京栖霞山寺内。
隋文帝的儿子炀帝，虽然受到了历史评价不一，对佛教却相当尊重护持。
他敬僧迎僧，建立道场，弘扬佛教，在未登基前，礼天台宗智顗大师受菩萨戒，法号“总持菩萨”
，后颁赠他“智者大师”
尊号。
唐朝君王护持佛教，尤以唐太宗崇敬三宝、护持文教为历代罕见。
他在弘福寺为玄奘大师设立第一个国家译经院；翻译出经典如《瑜伽师地论》《大般若经》《心经》等，为中国佛教带来空前的贡献与影响。
玄奘大师译经之余，也随驾太宗左右，接受国事咨询。
唐太宗器度宏大，性格宽广包容，在位时期，度僧护法，高僧硕德辈出，诸宗并弘，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期。
他本身也深入经藏，致力菩萨道的实践；亲赐《瑜伽师地论》序，并刻于石碑上（即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文）。
玄奘三藏绘卷第十卷译经（局部）
镰仓时代（1185—1333），高阶隆兼，纸本设色，高40.3厘米，长1746厘米，日本大阪都岛，藤田美术馆藏
唐高宗依玄琬法师受菩萨戒，造大慈恩寺，对玄奘大师译经事业也是全力护持，所有开支，皆由他供养；三次出巡，请玄奘大师随驾巡视，担任国家建设的顾问，可见当时政治重视佛教的情况。
玄奘大师圆寂时，高宗三日不上朝，宣称“朕失去一件国宝”
，其对国家的贡献可说史无前例。
玄奘大师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到外国求学的留学生，并且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人。
他到印度求法，将经过的国家地区民俗风情记载，撰写《大唐西域记》，与东晋法显的《佛国记》、唐朝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都为研究中亚、南亚史地和社会风俗以及中西交通史、文化关系史等，提供极宝贵的资料，具有高度价值。
唐宣宗未登基前，一度出家为僧；即位后，即刻恢复遭“会昌法难”
期间被毁的寺院，并于全国各州设立方等戒坛，让被迫还俗的僧尼重新受戒。
他颁赐紫袈裟予悟达国师，并敕封其为“三教首座”
，襄助复兴佛教，功绩炳然。
说到国师，禅宗神秀大师为武则天，及唐中宗、睿宗、玄宗等四朝国师；华严宗四祖清凉澄观受到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等皇帝的崇敬，被尊为“七帝之师”
。
玄琬法师受朝廷礼请为太子太傅，以行慈、减杀、顺气、奉斋四事教导太子未来掌政爱民之方。
顺此一提，唐朝末年，契丹族在东北建立政权，佛教受统治者的信奉。
辽代圣宗即位后，临朝摄政的萧太后对佛教竭尽护持，在故乡锦州兴建皇家寺院奉国寺，殿内供奉的过去现在七佛，历经千年依然保存完整，是现存最古老的彩塑佛像，我曾数度前往参拜，堪称举世珍宝。
宋代皇帝护持佛教，从宋太祖开刻中国第一部大藏经《开宝藏》，树立后世大藏经刊刻范本；太宗时设立完备的译经院，让中断的译经事业再度复苏。
到了南宋，高宗礼请法道禅师入朝共谋国事，在禅师的极力奔走下，劝募丰足的军粮，并且参与军旅，贡献计策，稳定国势。
在这个时候，佛教在中国经过历代高僧大德的翻译、弘扬、传播已日渐普及，经典需求量增加，带动印刷业的发展。
北宋起，杭州的刻印居全国之首，高丽国曾委托商人到杭州代刻佛经，日本、高丽都陆续来到中国请回各种藏经，并且仿照中国雕版印刷技术，刊印再雕本。
可以说当时中国兴盛的印刷业，傲视全世界，佛教扮有重要的角色。
元朝开国元勋刘秉忠（释子聪），受元世祖忽必烈礼请为军政幕僚，他上万言策，主张改革，建立百官爵禄，减赋税差役、劝农桑，兴学校等制度，对忽必烈采用“汉法”
起了最大的推动作用。
刘秉忠为官护持国政，减少外族人士对汉人的残杀。
明清时期，佛教虽不似隋唐辉煌，但不再被认为是外来宗教，此时人间佛教已深入人心，可谓“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
，尤其因果报应、生死、业障、因缘等观念广为流传，普及社会。
到了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帝都对佛教相当尊重并大力提倡。
中国佛教在历朝帝王的护持下，在华夏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并弘传至韩国、日本、越南等地，形成北传大乘佛教系统与东亚共同的文化。
孙中山先生曾说：“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学是哲学之母，佛法可以补法律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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