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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近代史上中日佛教徒首次正式会议。
中日战争发生以后，太虚大师在1939年发起组织佛教“国际访问团”
，远赴缅甸、印度、锡兰（斯里兰卡）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地，宣传抗日救国。
抵达印度时，沿途受到民众的欢迎，他还写了一首诗：“甘地太虚尼赫鲁，声声万岁兆民呼；波罗奈到拘尸那，一路欢腾德不孤。”
可见当时访印的盛况。
1943年“中国宗教联谊会”
成立，全国各宗教团体和全体宗教徒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在我的记忆里，佛教的代表是太虚大师，伊斯兰教的代表是白崇禧将军，天主教的代表是于斌主教。
国难当前，宗教之间自然增加了来往和团结。
后来，因为国共内战的因缘，内地僧侣就分别前往香港、台湾等地，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弘扬人间佛教，间接促成了人间佛教国际化的因缘。
在我看来，战争有千百个不好，却也促进思想文化的传播因缘，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幸事了。
在台湾，首先推动人间佛教国际弘法交流，是在1963年，由佛教会组织的佛教访问团，先后访问泰国、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日本等国与香港地区。
因为我担任该团的发言人，因此整个过程，我都记录在《海天游踪》一书，在此就不一一叙述了。
接着，1976年庆祝美国建国200周年庆祝大典，“佛教美国访问团”
佛光山也组织了200人参加，这是第一个前往祝贺的台湾佛教团体。
由于日本佛教学术、宗派非常兴盛，加上地缘和中国台湾比较接近，大家就常有往来。
1974年成立“中日佛教促进会”
，日本禅宗的最高领导曹洞宗管长丹羽廉芳长老和我分别担任各方会长。
几十年来，和日本交流中，有许多令人怀念的长者，如临济宗的管长古川大航长老，冢本善隆、水野弘元、中村元、平川彰、镰田茂雄、牧田谛亮、安藤俊雄、前田惠学、水谷幸正等大学教授学者，他们都在佛光山盘桓多次，也来中国台湾交流、发表论文，或者到丛林学院教学，慈庄、慈惠、慈容、慈怡等人早期到日本留学，都曾经亲近过这些大学者。
说到日本佛教，他们和我们汉传佛教有些不同，他们从信仰佛陀到信仰祖师，从过去公天下，到父传子的家天下，从过去守戒律，到现在不做比丘而做和尚。
比丘要持守出家戒律比较困难，和尚是亲教师，他们认为可以有家庭。
再说到韩国佛教，1974年，我在韩国汉城成立“中韩佛教促进会”
之后，韩国佛教曹溪宗千年古寺的三宝道场：通度寺（佛宝）、海印寺（法宝）、松广寺（僧宝），及东国大学、金刚大学等单位，至今每年都有十数团的韩国团体来佛光山参访。
韩国是一个佛教历史悠久的国家，可惜，这些名刹大多建设在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深山里，反而是将教堂建在十字路口的基督教，如今在韩国传教比较兴盛。
其实，佛教要传播到人间，就必须考虑这些地理空间，是否能让大众平常往来方便。
台湾新北
到了1978年，慈庄法师和依航法师前往美国洛杉矶建设西来寺，最早先是从一间小教堂开始。
有一天，加州大学的天恩法师带了十八位南传比丘前来应供，挤得到处是人，我也赶紧煮了素菜供养大家。
在陌生的地方，能有朋友在弘法上互相往来帮助，虽然忙碌，却也忙得很欢喜。
后来还有哈佛大学的美籍人士普鲁典博士等，还在佛光山研究佛学一年。
从美国西来寺开始，人间佛教就拓展到西方甚至五大洲。
这些弘法的因缘，要感谢世界各地的华人及当地政府的帮助。
如：巴西张胜凯夫妇舍宅为寺的因缘，有了南美洲的如来寺；荷兰侨领罗辅闻先生，吁请政府捐地兴建荷华寺；瑞士何振威为四千名佛教徒请法，成立了佛光会；澳洲钢铁公司董事长及卧龙岗市长亚开尔先生亲自邀约，澳洲南天寺得以兴建，以及马来西亚竺摩法师金明法师、广余法师这些长老大德和槟城的州长许子根、丘宝光等协助，东禅寺每次过年都有百万人次到访。
这些都是因为许多长者、居士大德为教求法的热忱，人间佛教才有到全世界传播的因缘。
其实，国际弘法要重视培养语言人才。
历年来，如擅长日文、中国闽南语的慈惠法师；英文的妙光法师在人间佛教研究院继续国际学术交流；日本有满润、慈怡法师继续在群马建设法水寺；满莲、永富法师每年在香港体育馆和维多利亚公园举办数万人弘法大会；巴西觉诚、妙远、觉轩法师帮助巴西贫童接受教育；菲律宾永光、妙净法师带领“悉达多音乐剧”
艺术团，巡回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在香港、内地等地演出；欧洲的满谦、西班牙的如海、觉心，法国的觉容、妙达，智利的妙观，美国的慧东、如扬、觉泉等法师，也多与当地宗教人士或者到联合国交流。
像德国柏林妙益法师所在的道场，现今早晚课、行堂、典座、香灯等，都是由当地德国人承担；又好比澳洲布里斯本的中天寺，有数十名澳籍义工，分担了许多寺务工作，包括行堂、典座、知客、打扫、清洁等，甚至以英文做早晚课等。
几十年来，人间佛教已经逐步实现本土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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