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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弘法布教，既没有广告，也没有据点，更没有预先的联络、通知，到达花莲以后，弘法队的青年一起坐上三轮车，车上放了一部放声机，就出去宣传了。
宣传的词句，还是我替他们撰写的。
我记得是：
咱们的佛教来了！
咱们的佛教来了！
今天下午七点钟，在某某广场，有某某法师，跟大家讲说佛法。
咱们的佛教来了！
咱们的佛教来了！
但是，还不到晚上七点，花莲警察局就派人四处在找我：星云法师是谁人？在哪里？最后他们找到了我，还把我送进警察局。
警察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你怎么可以到花莲来传教？”
我也很不客气地就回答：“我在台北到处传教，花莲是什么化外之区，不能讲说佛法吗？”
“嗯？”
他一听我的话，原本强硬的态度即刻缓和了一些。
我想，大概是因为听说我从“台北”
来的吧！
台北是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眼前的这许多人究竟是何方神圣，他难以料知，在摸不清底细之下，只有勉强放下身段了。
就这样，我拿出一个“台北”
来吓唬他，也能收到一点效果。
最后他说：“那好，你要注意交通安全，可不能出事情哦！”
我说：“这是一定要做到的。”
向他道谢后，我离开了警察局。
率领宜兰念佛会青年下乡弘法（一九五三年）
弘法本是好事，更何况信徒们各个都是善良的听众，并不像现在的街头运动，参与者往往采取激烈抗争。
我们既无口号，也无诉求，只是听一点做人、齐家、爱国的观念，这有什么不好呢？
我到宜兰的同时，高雄市的法缘也接踵而至。
所以，后来我便经常在宜兰、高雄两地奔波。
那个时候，从宜兰到高雄要坐上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时间相当漫长。
但是利用这一段时间，正好也让我完成了《人生》杂志和后来《觉世》旬刊的一些文章。
不过，在高雄的弘法，倒也不是都那么顺利的。
最初我在苓雅寮高雄佛教堂广场上讲说《普门品》，每晚听众都在千人以上。
但是叫人气愤难平的，总有很多基督教徒穿着他们“神爱世人”
的背心，在佛教堂门口散发传单；我们温和善良的佛教徒们看了，却都不敢提出抗议。
当然，我知道原因是什么，但也由于他们有后台支持，力量很强大，我们只有忍气吞声了。
从高雄佛教堂而后建了寿山寺。
寿山寺在一九六四年左右才刚刚建好，还没落成，高雄要塞司令部就透过市政府传来了一封公文说要拆除，理由是超高，妨碍军事目标。
我一看，只觉惭愧，真是没有福气，一定会给佛教界笑话：你看，星云某人，不是说要建寺吗？好不容易建起来，现在又被拆除了！
驻锡南台湾弘法的第一所道场——高雄寿山寺
不过，这时许多信徒都在酝酿，要到市政府去请求收回成命。
我心里盘算，要塞司令部是军方单位，必然是听不进市政府的意见，更何况这还是他们命市政府来执行拆除的？真正要拆除寿山寺的是高雄要塞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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