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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应该足以应付在日本生活,至少维持个三四年没有问题。
我之所以去日本留学,其目的是因为那时候所有从台湾去日本留学的男众比丘,几乎全军覆没,还俗去了。
我就想,我要为男众争一口气,我一定要回来给你们看。
后来,朱殿元知道我要到日本留学,就跟我说:“师父,我们现在都想到您是我们的师父,没有想过您还要去做学生……”
他的话还没有讲完,我就懂了。
我心想:“对了,我是你们的师父,没有资格条件再去做学生了。
如果要去做学生的话,当初就不应该做你们的师父。
我现在已收了这么多的徒弟,怎么可以再去做人家的学生呢?”
好,不要去了,博士不要了。
从此,打消去日本留学的意思。
在一九五〇年代的当时,能够申请到日本留学,可说是一件相当隆重而且不容易的事情,光是一份入学证,就必须要有多少单位的印鉴证明才能拿到,几乎是厚厚的一本,这些资料如今都已不知存放到哪里去了。
当时放弃到日本留学,虽然也有人为我可惜,但我从来没有后悔,今天如果不是因为提到佛教堂,我也早就把此事给忘了。
现在高雄佛教堂的董监事,如邱萧金妹、张美容、林孙淑珍、颜丽容、薛洪紫薇、黄曾龙雀等,他们都是具有正知正见的佛教徒,对佛教堂护持甚力,所以法务更加蒸蒸日上。
二〇〇五年期间,我曾到佛教堂与董事及护法们接心、开示,后来也曾和谢长廷先生在佛教堂见面。
只是现在我已垂垂老矣,对于佛教事务也管不了这么多,虽然高雄佛教堂现在是佛光山的一个别分院,由佛光山宗务委员会统一管理,但是我再也没有到那里讲过经、说过法,或邀约信徒见面。
不过,我想未来佛教堂最大的困难点,就是旁边的警察局老宿舍用地如何规划。
其实,高雄警察局已经没有必要在那里建宿舍了,因为土地不多;可是高雄佛教堂如果没有那块警察宿舍的用地,就会失去绿化环境的空间,所以今后还是要请政府明鉴,为了市容的建设,这个地方应该要有一个整体的规划。
其实,假如政府想要那一块地,也可以拿另一块地跟高雄佛教堂交换,我想象佛教本来就是要为社会服务,大家都乐于护持政府;但是如果政府没有人出面负责,看起来将来这个地方的建设,还是有得拖延。
佛教堂当初兴建在成功一路的这个区域,地点实在是再好不过了,尤其现在和汉来大饭店对面而立,汉来也急于要这一块地扩展他们的事业,但是这个道场是由董事会负责,不是哪个个人可以做主处理的。
高雄佛教堂尤其具有地利之便,可以度许多年轻人,因为过去凡是在前镇唐荣铁工厂、硫酸亚、台肥、中钢等公司上班的许多员工,他们每天上下班都必须经过佛教堂,如果他们当中有百分之几的员工能成为佛教堂的信徒,甚至护法,佛教堂必会有光辉的一天。
在即将前往日本大正大学修学博士学位时,朱殿元(后排左)一句“师父!
在我们的心目中,您是师父,地位比博士还要崇高,为什么还要去攻读博士学位呢?”
促使我放弃赴日留学,全心投入弘法利生。
前排右:月基法师(一九五八年十一日)
过去佛教堂也出过一些人才,如港务局的姜宏效,庆芳书局创办人李庆云,真好味大饭店的董事长王慈书(王俊雄),再如市议员王青连、建筑师陈仁和,还有省议员赵绣娃,都是出身佛教堂,都像佛教堂的儿女一样。
佛教堂有度众的能量,但是没有集聚信徒的永恒发心,大概今天高雄市所有道场,像新兴区的宏法寺,鼓山区的元亨寺、法兴寺、千光寺,包括寿山寺,还有澄清湖的澄清寺、义永寺,燕巢的清然寺,内惟的龙泉寺等,它们的发展,多多少少都与佛教堂的信徒有关。
以上,之所以谈到我与高雄佛教堂的往事因缘,主要是二〇〇九年“国史馆”
出版了口述历史《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传道法师访谈录》一书,传道法师谈及高雄佛教堂的历史,其中诸多内容与史实不符,念其未曾参与及了解佛教堂过去的历史,因此在此略谈一二,以正视听,还原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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