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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著的《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专著；所著《明夷待访录》提出了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界起到启蒙作用。
他认为，学校的职能除了传递学术、培养人才，还应该承担十分重要的使命和责任，要“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
。
他提出了“宽于取士，严于用士”
的人才观，强调人才选拔的核心是经世致用。
他提出了“经史并用，贵在适用”
学习观，还提出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的尊师重教观。
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城市宁波、温州相继开埠，浙江不仅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基地，也是中西文化交会的前沿。
外国传教士在各地纷纷建立教会，开办学校和书馆，除了传播教义外，也引进了西方资产阶级新式教育。
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和顽固势力，浙江的有识之士秉承实学教育的传统，倡导经世致用的为学宗旨，并结合了救亡图存和向西方学习的实践。
龚自珍（1792—1841年）作为改革封建教育的先驱，积极提倡个性解放和自由，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
他的著名诗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正是反映了他的开放的教育思想和盼望人才的急迫心情。
甲午战争以后，僻居浙南的孙诒让冲破旧学藩篱，在家乡创建学计馆、方言馆、蚕学馆和化学馆等新式学堂。
几乎在同时，杭州知府林启也开始兴学活动，于1897年创办了求是书院，随后又办起了蚕学馆和养正书塾。
在这一大背景下，义乌虽然地处浙中内地，交通、信息相对闭塞，但在一批义乌学人的努力下新学之风也在渐渐兴盛。
朱一新是晚清著名的学者。
张之洞曾邀他出任在广州创办的广雅书院，教授经、史、理、文等“有用之学”
。
其院规为“先读书而后考艺，重实行而屏华士”
。
他的学术思想作风在当时影响很大。
楼虎臣在清末民初时期，先后任义乌县劝学所所长七年，热心兴学，常下乡视察劝导，对推进义乌的乡村新式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榥在留日时即从事著述，曾编撰数学、物理学、心理学等大专学校教材，现存世的仍有其编著的大学教材《心理易解》等。
当时，他还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参与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的革命活动。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下诏废科举、兴学堂。
义乌籍教育家吴源却早在光绪廿六年（1900年）就出资创办了民义学堂并自任教师。
这是义乌第一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式学校。
何菁于民国12年（1923年）任义乌教育局局长，期间劝导社会募捐，开辟税源，建公共体育场，在城乡五区设立通俗图书馆。
他还创办了《义乌教育月刊》，公布各级政府教育法规，推广和介绍先进教育伦理和教学方法，通报教育情况。
他任教育局长期间，义乌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
这些义乌学人用行动极好地融合了新式西学和传统经世致用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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